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所谓古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指造就中华帝国的那套“理性设计”，主要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从宗周时代的“礼仪政治”形态往后看，则春秋战国以至于帝国时代，郡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手段无疑体现了政治形态的一种“现代化”趋势。

——摘编自张树平《“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

材料二   在近代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此后的三十年，中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化，收回了一些国家权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呈现一种曲折、缓慢发展的态势。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化的目标未能真正实现。

——孙占元《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三   “中国梦”是百年来的“现代化”梦想，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许多中国人的个人梦——财富、名誉、地位；二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和集体之梦——大国梦、强国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结合在一起，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梦想。提到“中国梦”，很多人自然而然得想到“美国梦”。美国梦的核心观念是，“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认为美国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

——据程美东、张学成《当前“中国梦”研究评述》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以武力夺来的广袤土地上普遍建立郡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然而，郡县制对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异姓的地方官吏多数是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他们往往在王朝危难之时为自己着想，不全力去拱卫统治者濒危的社稷。“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西汉各侯国的权力较大，但经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努力，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

——摘编自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摘编自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材料三   元朝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出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王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力过重的弊端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

材料一   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奥林匹克的故乡、欧洲对外贸易的发源地，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人类发展历程中，以古代中国和古代希腊为代表的东西方文明曾经彼此交融，相映生辉”。

——吴邦国：《在中希经贸合作论坛上的演讲》

材料二   万民法是“市民法”的对称。又称“各族人民的法”。罗马法中调整非罗马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在法的渊源上，主要采取裁判官告示或司法文件、法学家解答、皇帝敕令等形式。在内容上，更多的涉及财产关系和商业关系。体系较市民法更加完备，程序上较为简便灵活，更适用于维护罗马奴隶制和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具有某种国际法和自然法的性质，现代国际法的语源就直接来自万民法，产生于公元前242年。

材料三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格说：“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而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平和，最为持久的征服。”

材料一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徵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徽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微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明法度（法令制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史记》卷87《李斯列传》

元朝行省制是秦汉以来郡县制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元朝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者单纯的地方分权。

——摘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明朝为了保证科举能选拔出不同地域的优秀人才，从1427年起，在会试中实行南北卷。会试录取100人，其中南方60人，北方40人。后来，南北卷演变为南北中卷，录取比例也逐渐稳定，南卷、北卷和中卷的录取人数分别占会试录取总人数的55%、35%和10%。

——摘自普通高中教科书《选择性必修1》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来说，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