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史记·商君列传》所说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此举体现了国野制度崩溃，国人与野人界线泯灭的变化。

秦孝公用商鞅变法，“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事在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户籍相伍与集乡聚为县两事，是秦国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转折点。县既由基层的乡聚组成，乡聚以下又有什伍之组织，这样一来，就将过去血缘关系的氏族组织，改造成为从户开始经什伍到乡聚再到县的严密的地缘关系组织，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基层地方行政组织体系。从秦统一天下后将县的幅员定为“大率方百里”的原则看来，在商鞅集小乡聚为县时，必然也已有某种分划的原则。同时每一县都由国君任命的县令担任长官，也标志着官僚制的完善。

——摘编自周振鹤著《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北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对解决藩镇跋扈，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虽然解决了中央与地方藩镇的矛盾，却种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如实行兵将分离政策，带来了将帅无权，指挥不灵，以致军队战斗力削弱的弊端。虽然北宋政府豢养了百余万军队，却阻挡不住辽、西夏的袭扰。由于各级政府权力的分散，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官僚机构，官吏众多，行政效率低……总之，北宋实行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在一定时期起了巩固政权的作用，后来便逐渐走向反面了。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   行省制度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引自《论语》《老子》《韩非子》

材料二   “贞观之治”成绩的取得，是以人为本、以德治国这一政治路线的成功。以往谈及贞观之治，只是一味强调唐太宗、魏徵等人的自觉，常常忽略中国制度的重要背景。魏徽从贞观七年开始担任门下省的长官，直至贞观十七年去世，都是门下省的负责人。唐太宗与魏微的关系，与三省制关系密切，而三省制的运行机制，更值得重视。

——摘编自荣新江等《唐：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

明法度（法令制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

——《史记》卷87《李斯列传》

元朝行省制是秦汉以来郡县制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元朝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者单纯的地方分权。

——摘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明朝为了保证科举能选拔出不同地域的优秀人才，从1427年起，在会试中实行南北卷。会试录取100人，其中南方60人，北方40人。后来，南北卷演变为南北中卷，录取比例也逐渐稳定，南卷、北卷和中卷的录取人数分别占会试录取总人数的55%、35%和10%。

——摘自普通高中教科书《选择性必修1》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宣布：“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2017年，中国GDP总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位，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的最新论断，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摘编自门小军《中国共产党对各个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及其经验启示》

材料一 韩非思想是荀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以此为基础，采取老子的术，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刑名)，慎到的势……形成完整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

——摘编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材料二 根据不同的国情采用不同的政治体制，才能促进每个国家的发展。权力集中于中央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普遍的政治体制，这一点在秦朝有很明显的表现。虽然地方权力有时会威胁中央，但集权在古代中国是一个常态。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这说明其实用性很强。也就是说……它与中国的封建生产方式是相适应的。作为封建国家的管理体制……中国产生了高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摘编自宁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等

材料三 我国从原始社会起就产生一种宗教性的观念:人死后灵魂不灭。死是生活方式的转化，由阳世转到阴世间生活。因此人生前所需和所拥有的一切，死后也要有。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自以为功德无量，为千古至尊。这种思想反映在陵园建设的规模和内涵上，就是追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效果。

——摘编自袁仲一《秦兵马俑坑》

材料一   周之失在于制，秦之失在于政不在制。……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柳宗元《封建论》

材料二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伙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馀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成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馀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都八九十，形错诸侯闲，犬牙相临，秉其院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据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整理

材料三   行省虽然拥有经济、军事、行政等权力，但这些权力都是元延让渡给地方的，最终的决定权还操控在中央的手中，因此行省权力大而不专，这决定了它只能为朝廷集权服务。而行省行政区划中采取犬牙交错的划分原则，又从客观上瓦解了地方制据的地理条件。……

——中国论文网

材料一   秦帝国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了一套官僚机构，负责管理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监察各方面的工作。地方上也设立各级行政机构，由中央委派有俸禄的官员管理。这一套官僚系统在当时世界上是最先进、最有效的系统。它对全国的农业、工商业活动都要进行干预、督导；它负责全国道路交通的维持与管理；它对全国的人口、土地都要登记，逐级上报，以便为向百姓征收赋税提供根据；它征收全国的农业税、人口税、工商业交易税等维持皇室、官僚机构和军队的开支；它还自己经营庞大的农业、工商业以补充开支，它保持着庞大的军队，以保卫国家，进行扩张、维持社会治安；它还关注公众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以使整个社会和谐安定。但我们并不能像一些西方史学家那样认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权力是压倒一切的，事实上，在国家机器之外，人民依旧有广大的活动空间，而国家管理职能的施行，也是在社会的组织基础上实现的。

——摘编自马克莲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科举普遍化，官吏的选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为官的均等机会。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于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到公元前221年，秦统治者成为全中国的主人。为了便于统治，秦统治者设置宰相作为皇帝的助手，参与国家大事的决策，处理全国政务。此后历朝大多如此。

——《全球通史》

材料二   贫民出身的明太祖认为：“自秦以下，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

——《明史》

材料三   明朝内阁的职掌主要是：票拟章奏、书写诏旨、奏议朝政、封驳帝命、保荐人才。明代守成之君不够勤政，便命司礼监文书房接收并分检通政司章奏，然后送阁票拟。票拟之后，由司礼监太监照票代帝批红。内阁与司礼监彼此制约，内阁及外廷部院、科道等官互相牵制。

——《简析内阁制度在明、清两代的历史沿袭及其差异性》

材料四   由于乾隆的宠信，和珅的官职扶摇直上，军机大臣、步军统领、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太子太保、掌吏户刑三部及三库、理藩院、内务府、圆明园、茶膳房、造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及御药房等事，高官做遍，在清朝历史上空前绝后，无人能敌。

——《和珅评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