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所谓古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指造就中华帝国的那套“理性设计”，主要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从宗周时代的“礼仪政治”形态往后看，则春秋战国以至于帝国时代，郡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手段无疑体现了政治形态的一种“现代化”趋势。

——摘编自张树平《“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

材料二   在近代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此后的三十年，中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化，收回了一些国家权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呈现一种曲折、缓慢发展的态势。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化的目标未能真正实现。

——孙占元《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三   “中国梦”是百年来的“现代化”梦想，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许多中国人的个人梦——财富、名誉、地位；二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和集体之梦——大国梦、强国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结合在一起，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梦想。提到“中国梦”，很多人自然而然得想到“美国梦”。美国梦的核心观念是，“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认为美国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

——据程美东、张学成《当前“中国梦”研究评述》

材料一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在以武力夺来的广袤土地上普遍建立郡县，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然而，郡县制对于专制统治者个人来说也有不利的一面。异姓的地方官吏多数是些见风使舵的势利之徒，他们往往在王朝危难之时为自己着想，不全力去拱卫统治者濒危的社稷。“汉祖龙兴，取周秦之制而兼用之，其亦有意于矫前世之弊矣。”西汉各侯国的权力较大，但经汉景帝和汉武帝的努力，诸侯国势力大为削弱。

——摘编自万昌华《论郡县制度的嬗变与实质》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摘编自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材料三   元朝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出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王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力过重的弊端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来说，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盛唐年间，出于巩固新拓领土和加强边疆守备的战略需要，在边地设十节度使，领边防节镇。后内地刺史加受节度使衔。安史之乱后失于外重，尾大不掉，终于酿成藩镇割据。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唐代藩镇割据的历史经验，厉行中央集权，走向剥夺地方，强干弱枝的极端，限制和破坏地方的经济文化建设。宋代是外患最多的时期之一、而北宋统治者抵抗无力，至于南渡偏安，其中地方无实力，易于虚弱瓦解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摘编自林英男《唐宋时代地方行政体制和强干弱枝传统的形成》

材料三   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过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这种情况适应了元朝疆域辽阔的特点，避免了中央与地方空档过大状况的出现，做到上下结合、浑然一体。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与宋朝分割地方权力的制度明显有异。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重之弊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张岂之《中国历史元明清卷》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郡行政长官称守，掌一郡行政等事务，设郡尉负责军事。郡下设县，县行政长官称县令。每年岁末，郡守派遣官吏赴京师上计，向中央呈交记录本郡情况的计簿。朝廷据此行赏罚。县则在郡上计前，向郡守呈交县计簿。中央派监御史监察郡政，纠举弹劾有罪过的官吏。

——摘编自《简明中国历史读本》

材料三   西周的封建是层层分封，而汉代封建只有一层分封，诸侯王国以下依然是郡县制。所以《隋书·地理志》说；“汉高祖矫秦始皇之失策，封建王侯，并跨州连邑，有逾古典，而郡县之制，无改于秦。”这一点也是不错的。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战国末期，随着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密切，“四海之内若一家”局面的出现，为全国大统一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为了摆脱兼并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渴望统一，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希望结束战乱，出现一个长期安定的社会局面。当时西方的秦国，因为改革比较彻底，政治稳定，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经过多年的兼并战争，它所拥有的疆土已经超过了山东六国，综合国力最强。再加上这时有赢政、李斯、王翁、肇恬、尉缭等一批有作为的君臣，所以时人形容说，秦国要扫灭六国，就好比从灶台上吹灰那么轻易。统一已经是水到渠成的历史趋势。

——朱绍侯《中国古代史教程》

材料二   经过对匈奴、越族的战争后，秦的疆域，“东至海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在这个广大地区内居住着各族人民，由于统一在一个国家政权之下，相互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增强了，并解除了各民族之间的战争所带来的突难。秦王朝的建立，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此开始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以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一   论中国政治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动。严格来说，要到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正式有统一政府。秦以前的中国，只可说是一种“封建的统一”。一直要到秦汉，中央方面才有一个更像样的统一政府；而其所辖的各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行政区分了。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二   唐朝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宋朝设立中书门下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后来又设参知政事、枢密使和三司使。

材料三   宋王朝建国的特殊性，使宋太祖为了避免五代以来的教训进行了比较大的官制改革，尤其是制约机制的设计相当完备。设官分职，达到了相互维系、相互牵制的功能，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强化了中央集权。

——摘编自王志立《北宋官僚制约机制产生的背景》

材料一   “虎符”是中国古代君主和皇帝授予臣属兵权后调动军队的凭信物，多以青铜铸造。

名称：杜虎符（注：“杜”为地名）

铭文：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

名称：阳陵虎符（注：“阳陵”为地名）

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

材料二   假如你是汉武帝时期的参与中央决策的官员，公元前127年，参与一项重大决策的讨论，即是否推行“推恩令”解决王国问题。

材料三   元朝同宋一样，把地方分成路、府、州、县，而实际上元代的地方政权不交在地方。乃由中央派出行中书省管理。行省长官是中央官而亲自降临到地方……所以行中书省正名定义，并不是地方政府，而只是流动的中央政府。

材料一   《左传》昭公七年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昭公二十八年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周人这种新创的统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周代王权的地位，此时的周王“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俨然是天下之共主了。        

——摘编自王家范《大学中国史》

材料二   中央集权解决的是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价值取向问题，以中央集权为主导，以皇权为最高象征，自秦朝始基本稳定延续两千年。中央集权的政治功能，其根本在于保障国家的版图统一，而国家的统一对百姓而言是安居乐业的前提条件，否则分裂必然导致内战，内战则导致百姓生灵涂炭。对于大版图、人口众、多民族、区域差异大的大国而言，维持统一无疑具有政治上压倒一切的优先性，也是任何执政集团先进与否的关键指标。对中华民族而言，郡县制的这一灵魂至今并不过时。       

——曹锦清等《郡县国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传统及其当代挑战》

材料三   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简表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四   元朝大部分行省的辖区包括今天的二到三个省，远远超出以前王朝的一级地方行政区。行省于地方事务，凡军、政、财权无所不统，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元王朝特殊的民族征服背景，中央只有加重行省权力才能够及时并有效地镇压反抗行动，同时也能对分封在边疆地区的诸王贵族进行节制。行省官员中仅有主要长官能掌握军权，而这类职务通常不授予汉人，因此地方权力过重的弊端可以通过民族防范、民族控制得到部分弥补。

—摘编自孟广耀《蒙古民族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