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分封制与郡县制第一次大的争论发生在秦统一后。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僚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独驳众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不顾群臣的反对，坚决支持李斯的主张。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范围内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尽管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被保留，但分封制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封制在政治上已不起任何作用，形式上存在的王国和侯国已形同郡县。唐初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几乎是一边倒，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北宋建立不到几十年就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最后被北方游牧民族灭掉。南宋偏安江南，又为蒙古族所灭。庞大的明帝国竟被满族推翻。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因此，至明末清初，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又掀起第三次高潮。多数人在肯定郡县制的前提下，也指出郡县制的弊病。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这说明这个时期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分权与集权的高度去认识分封制与郡县制。

——摘编自冯辉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材料   史料一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

——据《史记》整理

史料二   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据柳宗元《柳州文钞》整理

史料三   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

——据顾炎武《日知录》整理

材料一   秦在地方设县，那都不是学六国的。秦本无“封建制”,因此朝君主集权制的演变要容易些，在统一过程中，对被灭六国，取消“封建”代之以郡县，更是顺理成章。如果没有秦统一战争这种特殊的历史手段，东方六国由“封建”向郡县的过渡，扭扭捏捏，恐怕还要拖好几代时间，才能慢慢完成转型。在这里，我们再一次体验到了所谓“恶”的历史作用——战争，这是人类良知所不容的残暴行动，却常常有帮着实现转换历史场景的作用，真叫人哭笑不得。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汉初分封诸侯的基础虽说还是郡县制，但受封的诸侯王和列侯在理论上与皇帝一样，都是“有士之爵”。刘邦在世，同姓诸侯王都是其子弟之属，不可能犯上作乱。吕后当权，他们能团结一致，对抗诸吕，后来又促使文帝登基，的确对刘氏的皇权起到了拱卫作用。但文帝以后，同姓诸侯与皇帝的关系已经疏远，人人都有帝制自为之心，皇权自然受到挑战。刘邦初封同姓王国时，唯恐其实力不足，不能屏藩皇室，因此所有王国都地兼数郡，如齐国领有七郡之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一   商代的方国是建立在武力强制基础上的结合关系。西周各诸侯国的权力直接来自于周天子的授予，诸侯本人的地位由周王册封。周天子的分封使得周王朝对诸侯的控制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和行政建制上的保证措施，周天子与诸侯间形成的是一种较为固定的君臣统属关系。诸侯国在建立之后，在分封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与西周王羲相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实际上扩大了周文化的影响，使得人们逐渐形成了趋同的文化和政治观念，并在相近的观念下逐渐产生了对周王室的认同感，实际上为秦汉时期的大一统打下了一定基础。

——摘编自《高中历史教学中西周宗法制与分封制相关内容探析》

材料二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闲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   郡县制在维护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后世学者对郡县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唐朝柳宗元《封建论》说：“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明末清初顾炎武《郡县论》也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这两位思想家都充分认识到郡县制的形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编自《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所谓古代中国的“现代化”，就是指造就中华帝国的那套“理性设计”，主要包括郡县制、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若从宗周时代的“礼仪政治”形态往后看，则春秋战国以至于帝国时代，郡县制、官僚制和法律控制手段无疑体现了政治形态的一种“现代化”趋势。

——摘编自张树平《“理性政治知识”与中国古代政治的“现代化”》

材料二   在近代前期，中国的近代化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器物到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全面启动，逐步深入展开。此后的三十年，中国的近代化不断深化，收回了一些国家权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呈现一种曲折、缓慢发展的态势。总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化的目标未能真正实现。

——孙占元《中国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材料三   “中国梦”是百年来的“现代化”梦想，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许多中国人的个人梦——财富、名誉、地位；二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和集体之梦——大国梦、强国梦。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梦想，将自己的梦想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结合在一起，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成就自己的梦想。提到“中国梦”，很多人自然而然得想到“美国梦”。美国梦的核心观念是，“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认为美国提供了人人都能成功的机会，成功取决于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而不是家世和背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人人都有信仰的自由。

——据程美东、张学成《当前“中国梦”研究评述》

材料一   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曾评述战国时代列国各有差异的状况：“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国通过战争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实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虽然从秦代到汉初，仍然可以看到不同地域文化风格的若干鲜明的差异。但是，秦的统一已经为大一统的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

材料二   开皇元年，杨坚按照少内史崔仲方的建议，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确立三省六部制度。尚书、门下、内史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的事务庞杂，任务繁重，故又下设六部，分管各项政务。这种几个宰相执政的制度，可以防止外戚或个别大臣专权篡位，有利于巩固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开皇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说：“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僚已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他建议“存要去闲，并小为大”，这样，“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杨坚根据这一建议，把（北）齐、（北）周以来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