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传统社会，个人都依附于某种天然的共同体，包括以血缘为主要纽带的天然共同体和拟制的血缘共同体。最初的人类还没有自我意识，或自我意识非常之弱。个人完全融于天然的共同体里面。当国家产生后，国家就分享了个人的认同和忠诚，削弱了个人对部落、氏族等天然血缘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有了国家之后，氏族和部落就由贵族来代表，个人依附于贵族，贵族再依附于更大的贵族即国王。个人与部落的关系演变成“家族（个人）——诸侯（贵族）——国家（国王）”的关系。秦晖讲的中国的“周秦之安”是削弱了贵族，除掉了贵族这个中间隔层，无数的小共同体（家族）被官僚制整合进大共同体国家之中。社会组织向西极分化，一极是强大的国家，另一极是底层无数的家庭或家族。虽然也存在着其他一些中间组织，但作用有限，一般是辅助性的。

——摘编自丛日云VS秦晖：《走出帝制和人的现代化》

材料二   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发展成熟，是中国古代审计发展的巅峰。比部设于刑部之中，与财政部门完全隔离，财审分离彻底，拥有司法权并配备多位专门的官职，独立性、专业性和权威性得以保证。三省六部制的完全确立优化了官僚体系的内部控制，皇帝也重视比部审计，就连皇室用度都要经过比部勾检。……两宋官制，职官分离，与前代有很大的区别。宋初围绕中央集权进行了不少革新尝试，试图在中央机构内部建立起财计管理与财计监督两套班子，进行更直接更经常的审计监督。北宋时，天下财计归三司（亦称三部，即盐铁、度之、户部）三部各设勾院，负责“勾稽天下所申三部金谷百物出纳帐籍”。在三司勾院之外、三司之下，还设有一些机构执掌审计职审核军费支出等。这就使得这一时期的审计职权较前代分散，并且这种财审合一的内部审计体制，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难以确保审计的质量和效果，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吕品：《从国家审计演变看古代中国国势变化》

材料一   一般情况下，中国古代新政区的设置多随着经济的稳步增长、人口的逐渐增加而从容进行。王朝初建，出于开疆拓土的需要，有大量政区同时建立，如秦征服南越后，设置桂林郡、象郡和南海郡，又在北方置九原等郡。也有雄才伟略的帝王，为现固国家统一而对四夷用兵，设置大量新的行政区，如汉武帝元鼎六年起，“连兵三岁，诛羌，灭南越，番禺（今广州）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隋末天下大乱，晋阳李唐为了壮大势力，表示凡归附者都给予州刺史的名号，因而大量“权置州郡”，州数膨胀到五六百之多。因此，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将全国划分为10道，分辖各州，形成了道、州、县三级行政区划模式。元朝在全国各地设置行中书省代行政府管理职能，边疆地区的云南等地也建立起了行省，省制逐步成为后世历代地方行政区划的最高层级。

——摘编自周振鹤《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各中央政府为了提高政权运转效率通常会减少地方行政层级，但自秦国推行郡县制以来，任何朝代的基层政区都是县，也从来没有被取消过。但为了解决管理幅员过大和军事问题又会设立监察区和军管区，这些非行政区最终演变为州、道、路、省等地方高层政区，使得地方行政层级变多。秦朝在郡政区实行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汉朝设置13州刺史，唐朝设道对地方派遣监察官员，宋朝设置互不统属的路，元朝实行行省制度，地方行政层级的变动无不是中央加强集权的创新。自古以来，财政就在行政体制中占据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商鞅变法中制土分民、履亩而税、重农抑商等财政改革措施，保证了封建国家上层建筑的形成和完善。以后各朝从国家安全出发，同时也为了涵养财源，徒民边塞，实行军民屯垦，建立起都尉、都督、都护府或都司卫所等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制度，并逐渐融入地方行政层级中来。

——摘编自成军《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层级嬗变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