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郡县制在维护中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后世学者对郡县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唐朝柳宗元《封建论》说：“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明末清初顾炎武《郡县论》也说：“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这两位思想家都充分认识到郡县制的形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改编自《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秦朝彻底废除了周朝的分封制度，全国共设36部，后来陆续增设至40余郡，郡下设县，郡、县主要官员均由朝廷任免，他们通过自战国沿用下来的“上计”制度接受中央考核县以下又有乡、里两级基层管理组织这样，秦王朝的统治由朝廷下至那、县、乡、里，层层控制，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延伸到社会最底层，又自下而上逐级集中到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这也是秦以下中国历代王朝的基本统治模式。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从制度的角度观察，隋唐大一统的基础是南北朝的制度遗产。各项制度的渊源虽然不同，但隋唐王朝的基本态度是予以继承而非否定。除了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①科举制之外，②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府兵制、均田制、③租调制等，均得到较好的承袭与实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施政精神是对既有制度予以严格实行，而非轻易推行制度改易。

——摘编自李磊《试析南北朝至隋唐历史阶段的连续性》

材料 分封制与郡县制第一次大的争论发生在秦统一后。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大多数官僚认为：“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廷尉李斯独驳众议：“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秦始皇不顾群臣的反对，坚决支持李斯的主张。这次争论的结果是“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在全国范围内用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

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尽管郡国并行的双轨制格局被保留，但分封制的性质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分封制在政治上已不起任何作用，形式上存在的王国和侯国已形同郡县。唐初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争论几乎是一边倒，柳宗元在《封建论》中指出秦“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

北宋建立不到几十年就出现积贫积弱的局面，最后被北方游牧民族灭掉。南宋偏安江南，又为蒙古族所灭。庞大的明帝国竟被满族推翻。这些现象不得不引起一些思想家的反思。因此，至明末清初，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又掀起第三次高潮。多数人在肯定郡县制的前提下，也指出郡县制的弊病。顾炎武认为：“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尊令长之秩，而予之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这说明这个时期关于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争论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即从分权与集权的高度去认识分封制与郡县制。

——摘编自冯辉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