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唐代许多诗人笔下的江南粮田千顷、稻花飘香。《唐国史补》卷下云：“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天下货利舟楫居多”。中唐以后朝廷的财政收入更是仰仗江南，所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动乱中北方大量的文士和民众一起避乱江南，“唐季之乱，四方豪杰与京都士族往往避地江湖”，江南“成为一个与京城并立的文化中心”。张籍诗《江南曲》云：“江南人家多橘树，吴姬舟上织白虻。……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长江日午酤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倡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杜牧亦称“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富室大户，多居其间”。
——摘编自景遐东《江南文化与唐代文学研究》
材料二：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许多地方，尤其是在江南，城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江苏盛泽镇、广东佛山镇的发展是典型例子。据《吴江县志》：“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绫幼为业，始称为市。”这个时候的盛泽，“经纬机杼之声通宵达夜”、“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广东佛山，景泰时尚称“堡”，到明中叶，“佛山之冶遍天下”，成了全国瞩目的冶铁重镇。明中叶后，不仅国内商业发展，对外贸易也很活跃。
——摘编自章权才《清代经学史》
(1)据材料一，概括唐朝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和原因。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影响。(2)有学者认为“晚明社会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开端。”你是否赞同该观点?并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阐述理由。
材料 梅岭山路自秦代开辟以来长久失修，基本失去交通运输功能。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奏请重新修凿梅岭山路的奏疏获准。他亲自到现场勘察，“缘燈道，拔灌丛，相其山谷之宜，革其坂险之故”，最终部分利用旧关道又截弯取直修建新道，缩短险峻山路15里。开工后，张九龄利用十一月的冬闲时节召集乡民筑路，民众争相出力，新道不日凿成，“坦坦而方五轨，闻闻而走四通”，横穿南岭山脉，连接广东和江西。梅关道开通以后，海外诸国向朝廷入贡的物品经由梅关道北上，梅关道成为一条贡道。同时，唐政府也将梅关道作为官方驿道，设置驿站、配置戍卒、征收商税。唐朝末年，社会动荡，大批难民经由此道迁徙到岭南地区，岭南地区人口大为增加。
——摘编自王薇《文化线路视野中梅关古道的历史演变及其保护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梅关道得以开通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梅关古道开通的影响。
识宝传说是中国口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这类传说内容的核心在于有人能从凡常之物中鉴识出罕见的奇珍异宝。
材料一 识宝传说在唐代非常繁荣。这类传说中，故事经常发生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宝物的持有者多为官僚、富豪，至少是书生之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识宝者”往往是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等，他们慧眼如炬，识出了“传国宝珠”“破山剑”等价值连城的珠玉珍玩，还不惜重金买宝。
——摘编自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代以来，北方流行大量的“南方人”盗宝、“江西人”憋宝、“徽州商人”夺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识宝人凭着自己的机灵甚至欺诈手段聚敛财富。讲述这些故事的北方人背后，无疑是异乡与本地、中心与边缘、对“本业”与“末业”认知差异的折射。这些故事中的宝物，大都是北方农村中本就存在但并不显眼的用物，如山西某地“水脉”幻化的顽石、庇佑河北抚宁风调雨顺的“金马驹”等。
——摘编自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识宝传说的繁荣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两个角度概括识宝传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明朝时代背景分别进行分析。
一片树叶的故事：唐宋时期江西的茶业经济
材料一 由唐至宋，茶业经济崛起，饮茶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江西是利用茶较早的省份，早在东汉，庐山便有寺僧采制野茶。唐、宋是江西茶业发展的盛期，产茶县达50余个。年产茶亦相当可观，茶叶贸易兴旺，浮梁县就是有名的茶贸市场。江西的年收茶课银达15万贯，占全国四分之一。
——据黄积安《江西茶叶历史与现状》
材料二 江西的经济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开始有了显著的发展。到了宋代，随着农业技术的提高，江西的茶叶生产有了进一步提升，呈现数量巨大、种植地更广、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特点。茶叶生产逐渐呈现商品化的趋势，成为农民谋生的重要手段。
——摘编自周荃《经济重心南移趋势下的唐宋江西茶业经济》
材料三 历史学家费尔南认为：“茶在中国与葡萄在地中海沿岸起的作用相同，凝聚着高度发达的文明。”茶叶是唐宋时期种植的最为重要的一种经济作物，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茶业经济既是唐宋社会农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结果，又反过来引起整个社会的新的变化和发展。
——摘编自林文勋《茶叶和唐宋经济》
(1)依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江西茶业经济崛起的主要原因。
(2)茶业经济崛起对唐宋时期的社会发展有什么作用？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区域经济演变的趋势及其原因。
(2)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观点进行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