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汉通西域到唐代，西北陆上贸易一直占据对外贸易的主导地位。就国家政策而言，陆上贸易主要作为控驭戎狄之术，政治目的远大于经济追求。这是因为汉唐时期，大部分中原王朝建都于长安洛阳之间，其威胁多来自北方草原。因而，鼓励蕃商来华贸易主要目的并非微不足道的关市之征和获取宫廷所需珍宝，而是显示王朝的强大富足，吸引各国臣服。直到唐代，海洋贸易还处于对外贸易的次要地位，更没有财政意义。
宋朝鼓励海洋贸易，设立市舶司，实行抽解和博买，一开始就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重，获取市舶收入，认识到“国家之利莫盛于市舶”，其乃“富国裕民之本”。元朝继承了宋朝追求经济利益的态度，大力发展海洋贸易，把市舶收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宋元两朝在对外贸易目的上已完全不同于汉唐。宋元两朝激发出的沿海百姓贸易求利的海洋意识及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优势，使中国对外贸易真正进入海洋贸易时代……。当然，这也与当时国家经济重心南移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摘编自黄纯艳《宋元海洋意识的新变与海洋贸易时代的确立》
材料二 近代在西方商业资本的冲击下，朝贡贸易体系逐渐逊位，终以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为标志走向解体。中国被迫开放贸易并按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原则开放通商口岸、租界和建立海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朝贡贸易体系的制度框架，为条约通商贸易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条件。条约通商贸易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侵害了中国的主权独立，使中国的商品市场被纳入由英国构建的西方世界经济体系。
——摘编自张明之《从朝贡体系到条约通商：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形态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唐和宋元时期对外贸易的不同，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中国对外贸易体系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征南越以来，欧洲通往东亚的海上贸易常由波斯湾经印度洋后，再绕马来半岛航行至日南、交趾两港。天竺国（印度）大秦国（罗马）等国往往由此沿海岸的近海航行至我国。281年外国商船改道至广州泊岸后，狮子国（斯里兰卡）蜀宾（克什米尔）扶南（柬埔寨）顿逊（泰国）狼牙修（马来半岛）丹丹（马来半岛）阁婆（印度尼西亚）婆利（婆罗洲）等数十国也多次遣使朝贡，“舟舶继路，商使交属”。东晋时期曾限制铜等用品在广州出口，并选派廉吏担任地方官以遏制官吏借外贸营私之弊。乘搭商人的海舶往来南海的僧人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邓端本《两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外贸考略》
材料二 唐代以广州为起点的交通，北可抵长安、洛阳，东北与江南沟通，西出南诏可达南亚诸国，东通闽、浙，南达沿海州府及海南岛，具有全方位的交通路线。杜甫所作之诗“宝贝休脂膏……海胡舶千艘”描绘了当时广州贸易之盛。
——摘编自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西汉到南朝时期广州作为口岸城市崛起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代广州海外贸易繁荣的原因。
材料一 唐朝时期，长安有108坊，东都洛阳有103坊，扬州、苏州约有60坊，沙洲仅有4坊，市、坊严格分开并将居民区用围墙圈起来，实行坊里邻保制、按时启闭坊门制、宵禁制等。坊市制度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
材料二 明清时期，南京、苏州、杭州的府城都是全国级别的丝织业中心。然而，江宁府本地不产优质生丝，苏州府境内的生丝生产规模也不大，远不及嘉、湖。所以，南京、苏州的商人每年都会去嘉、湖采购优质生丝，然后运往府城给各个作坊的生产供货；杭州因为离原产地较近，所以往往不需要中间商，商业资本操纵手工业生产的特征不明显。
——摘编自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朝城市管理的主要举措，并指出这些举措的最大作用。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主要特点，并分析出现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
材料一 唐朝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粮价越来越便宜。开元十三年（725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州）、齐（州）五钱，栗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唐高祖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有户615万多，人口3714万。天宝十四年（755年），全国户数增至891万多，人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人口统计数的最高值。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面积也大幅度增加，据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摘编自陈秀平、欧阳庆芳《隋唐时期农业立法及农业发展状况浅析》
材料二 宋代统治者十分重视土地的开垦，宋太祖到宋真宗之间约40年的时间里，新垦土地增长了1倍，达到了约3498万公顷。“土狭人稠，田无不耕”“虽晓确之地，耕耨殆尽”。宋代法律对土地的保护日趋完善规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土地的大量开垦和土地权属的确定，为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北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颁行了《农田水利法》，鼓励百姓开垦土地、兴修水利，修复了一些汉唐以来所废弃的陂塘、堤堰、沟渔，农田产量大大提高，农业经济一度繁盛。宋代农耕技术的提高和农具的改进也是农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农业发展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倾向和人口的增长。
——摘编自杨楚昕《宋代农业经济繁荣的原因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促进唐宋农业发展的共同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农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农业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地位。
材料一 唐太宗曾说道：“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百姓）非国家所有”，在唐太宗的眼里，农业不仅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甚至一个国家的文明风俗都离不开农业的发展。……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贞观年间，水旱连年不断，为了有效治水，唐政府对治水的专门机构进行了整顿，加强了各部门的领导力量，中央由工部水部郎中主管水利，各地的水渠和斗门置长一人，专管节水多少，均其灌溉。另外，为了加强对水利部门的监管，唐政府还制定了水利和水运的专门法律，这就是所谓的“水部式”，以刑律来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
——摘编自章翊中《唐初统治集团重农思想的表现及其发展农业的措施》
材料二 宋初，推广一年二熟制。政府多次下诏劝谕江南、两浙、岭南、福建等地“益种诸谷，民之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同时让江北之民“就水广种粳稻”。农业还出现了许多茶、桑、菜、水果专业户。农副业分工的加强，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与种植面积的扩大使宋代出现了许多商品粮基地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据史料记载，宋代铁制农具有犁、锄、楼、耙、镰等多种，一些总结农业生产知识的专著纷纷出现，如《禾谱》《农器谱》《农书》《耕谱》等。政府将这些农学理论积极推广，许多地方把农书刻印散发民间加以普及。这样使许多农民掌握了一些农学知识原理，提高了自身的素质。
——摘编自李晓玲《浅谈宋代农业的发展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初农业得以发展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北宋时期农业发展的表现并谈谈对当今农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 天宝年间，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总户数的37%。在全国10道的经济发展中，河南、河北居全国的领先地位，在财政上也居于重要地位。唐玄宗在诏敕中指出：“大河南北，人户殷繁，衣食之原，租赋尤广。”安史之乱爆发后，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如荆州（治江陵县）天宝年间有3万多户。而乾符年间“江陵城下有三十万户”，百年间增长了近10倍！益州，天宝有户59万多，大中年间则“户百万，兵士五万”，也增加了近1倍。唐前期，河南、河北不仅“桑蚕倍多”，质量也是全国最好的。当时绢分为8等，而河南道宋、毫两州的绢列第1等。德宗时顾况指出：“今江南缣帛，胜于樵（即亳州又名樵郡。）、宋。”唐后期，在江淮出现了一些繁华的工商业城市。至德年间李华在《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指出：“杭州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这比唐前期洛阳开肆三千余多了10倍。白居易指出：“当今国用，多出江南。”社牧也说：“今天下以江淮为国命。”而韩愈则更进一步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
——摘编自翁俊雄《唐代区域经济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区域经济演变的趋势及其原因。
(2)史学界一向认为，“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此观点进行评析。
材料 中国古代经济演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首先，社会经济变革是一个完整体系。例如，要解释春秋战国经济制度的变迁，必然要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中寻求原因。其次，经济和社会是相互推动、相互影响的。如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衍生了豪强坐大、兼并盛行的社会问题，当这些社会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和中央集权之时，经济的改革也必然到来。再次，区域社会经济和民众社会生活的关系也是十分密切的。如唐代的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大都追求消遣的娱乐活动。
——摘编自黄纯燕《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十八讲》
上述材料是某学者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演变系统”的整体分析。据此，结合所学知识，至少提出“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演变系统”的两个维度，并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至少提出两个维度，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 唐朝开元初年，长安有许多外国商人从事贸易活动，各种商品琳琅满目。有个名叫三卫的人来到长安卖绢，“后数日，有白马丈夫来买，直还二万，不复踌躇，其钱先已锁在西市”。长安富商窦义经常施钱给胡人米亮，并将钱存在西市柜坊。当他听米亮说崇贤里有小宅出售时，窦义在“西市柜坊锁钱盈余，即依值出钱市之”。
——摘编自《广异记》《乾馔子》等
材料二
| 时间 | 国家 | 事件 |
| 1845年 | 英国 | 丽如银行在香港和广州设立分行，两年后在香港发行钞票，第一批外国纸币在中国开始流通 |
| 1848年 | 英国 | 丽如银行在上海增设分行 |
| 1857年 | 英国 | 麦加利银行（香港称渣打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其业务以存款、放款、汇兑为主，并发行钞票 |
| 1864年 | 英国 | 开办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是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商银行，1865年在上海设立分行，随后又在中国许多城市设立分行 |
| 1897年 | 清朝 |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其组织制度和经营管理办法模仿汇丰银行，并聘外国人担任“大班"，执掌业务和行政大权 |
| 1889年 | 德国 | 开办德华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在青岛、济南、天津、汉口、北京等地设有分行。该行曾在中国发行银两票和银元票，并参加帝国主义对华货款的银行团 |
| 1893年 | 日本 | 横滨正金银行作为执行日本政府政策的工具陆续在上海、天津、汉口、北京、营口、大连、铁岭、长春等地设立分支机构 |
| 1899年 | 法国 | 东方汇理银行上海设分行，以后又陆续在广州、梧州、天津、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 |
——根据钱亦石《近代中国经济史》编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朝开元年间长安城市商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阶段评析近代前期中国银行业的发展及反映的问题。
材料一 时至隋磨坊市制更趋完善、规范，管理更为严格。每个坊区四周均筑有固墙。坊门天明击鼓而开，日落击鼓而闭，夜间不得随便出入。限制白天市场交易，市区之外不准交易。唐后期，随着城市经济发展，一些工商业发达城市的坊市制度渐趋废弛，政府的城市社会管理制度也随之更新。
——摘编自冯兵、黄俊棚《隋唐五代坊市制与城市社会管理》
材料二 唐末，政府出于迫切缓解财政拮据的现实需要，采取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政策，并逐步认可商人的社会地位。财富成为人们连求的目标和社会分层的依据，以出身为.标准的身份等级制的影响力大大削弱。唐末的战乱沉重打击了不断衰落的门润士族，客观上促进了商人摆脱自身原有阶层的桎梏，一个新兴的富民阶层开始崛起。商人阶层自身也逐步认识到组织行会的重要意义，于是“行”代替“市”成为新兴的社会组织。城市市民开始寻求用联合抗争的方式表达本阶层的观点，为自己发声，市民意识开始觉醒，市民阶层由此萌发。
——摘缃自冯兵《隋唐五代城市社会等级与社会结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后期坊市制度变化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末商人社会地位提高的原因。
材料一 南北朝时期，门第之风盛极一时，择偶先看门第出身，同等阶层的通婚是理所当然的选择。陈郡谢氏、琅琊王氏等高门大姓结成一个封闭的婚姻圈，只在圈内通婚，不与庶族通婚。士庶不婚的现象还得到了政权的肯定和支持，甚至平民中的良贱通婚也被禁止。高门大姓如与庶族通婚，在声望与地位上都会遭到打击。与此同时，北朝不同民族之间的通婚却越来越普遍，胡汉之间的婚姻风俗也相互影响。
——摘编自苏冰《魏晋南北朝婚姻文化述要》
材料二 唐代高门大姓衰落，不得不借助科举入仕，从而融入官僚阶层之中。在婚姻上他们不再严格坚守士庶不婚的原则，但在与庶族通婚时往往索取巨额钱财，借此弥补自己在社会声望上的损失。唐代婚姻重财的风气也因此加重，并蔓延到社会下层，“聘财”与“嫁妆”在婚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迄于晚唐，嫁娶论财成为普遍现象，以致贫汉难娶与贫女难嫁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一些富商为了攀附权力，往往备以丰厚的嫁妆，希望与新科进士联姻，导致出现了“榜下捉婿”的现象。社会上才子佳人的观念兴起，文人才子成为理想的择偶对象。
——摘编自孙玉荣《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婚姻观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南北朝时期婚姻文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南北朝时期相比，唐代婚姻观念的新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