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 | B.茶叶成为外贸的大宗商品 |
C.饮茶之风盛行于全国各地 | D.民族贸易激活了国内市场 |
A.酿酒技术已经超过前代 | B.社会生活开放包容 |
C.赋役税收制度逐步完备 | D.农业生产水平提高 |
A.商税成为了政府收入的基本来源 | B.工商业者内部分化严重 |
C.政策调整助推商人社会地位变动 | D.重农抑商政策发生异变 |
A.强调唐代土地私有制的主导地位 | B.剖析均田制遭到破坏的原因 |
C.否认唐代土地国有制为主要形式 | D.反对以均田制解决社会贫困 |
A.重农抑商政策松弛 | B.手工业者的地位较高 |
C.坊市制度趋于崩溃 | D.民营手工业得到发展 |
①反映了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 ②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③顺应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强化 ④受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影响
A.①② | B.①③ | C.②④ | D.③④ |
A.曲辕犁成为当地的主要耕作工具 | B.丝绸之路加强东西方的经贸往来 |
C.农耕文明扩展促进边远地区开发 | D.国家大一统助推民族关系的交融 |
识宝传说是中国口述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民间传说之一、这类传说内容的核心在于有人能从凡常之物中鉴识出罕见的奇珍异宝。
材料一 识宝传说在唐代非常繁荣。这类传说中,故事经常发生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宝物的持有者多为官僚、富豪,至少是书生之类社会地位较高的人物。“识宝者”往往是粟特人、波斯人、大食人等,他们慧眼如炬,识出了“传国宝珠”“破山剑”等价值连城的珠玉珍玩,还不惜重金买宝。
——摘编自程蔷《中国识宝传说研究》
材料二 明代以来,北方流行大量的“南方人”盗宝、“江西人”憋宝、“徽州商人”夺宝的故事——故事中的识宝人凭着自己的机灵甚至欺诈手段聚敛财富。讲述这些故事的北方人背后,无疑是异乡与本地、中心与边缘、对“本业”与“末业”认知差异的折射。这些故事中的宝物,大都是北方农村中本就存在但并不显眼的用物,如山西某地“水脉”幻化的顽石、庇佑河北抚宁风调雨顺的“金马驹”等。
——摘编自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识宝传说的繁荣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两个角度概括识宝传说中人物形象的变化,并结合明朝时代背景分别进行分析。
材料一 开元年间(713—741年),北方经济发展到达唐代的顶峰,而南方的经济也出现了崛起势头。至天宝年间(742—756年),江南人口增长率高于同期的北方,农业发展需要的人口数初步具备。当时江南兴修的水利工程数量并不少于同时期的北方,尤其是几条海塘的修筑,使海塘内的土地免遭成潮的侵蚀,大量的土地被开垦,并被用来种植庄稼。江南的农业生产达到较高水准,粮食被大量运往北方。明州及十个新县的设置,江南的开发从内陆走向沿海,开发的大体格局在唐玄宗时已经定型。江南部分州县修筑城墙,城区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也不断增加。江南的丝绸和金属铸造等行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
——摘编自张剑光《开元盛世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水平》
材料二 明朝中后期,江南经济出现了不少新变化。以苏、松地区为例,农家的经济收益越来越仰赖于不供自己消费的棉花及其纺织品。“邑之民业,首藉棉布”“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湖地区和苏州南部在蚕桑业、丝织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其产量、品种增加,而且产地日趋扩大。棉作、蚕桑逐渐有了压倒稻作的倾向,使得棉花、蚕桑的丰歉,成为不少农家生计的决定性因素。由于棉作、蚕桑受市场的制约与日俱增,市镇上即有商人经纪此事。他们并无牙帖牙税负担,确可操纵市价,早晚迥别。棉户、蚕户消费的粮食中部分是从市镇购得的。当地市镇商人从两湖、四川等地购买粮食,运回销售。随着乡居地主纷纷向城居地主的转化,出现了“田主虽易而佃农不易”“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的现象。
——摘编自樊树志《明代江南农业经济的新变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唐代开元至天宝年间江南经济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唐开元至天宝年间相比,明中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A.提升了国家对物价的调控力 | B.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 |
C.促进了基层商业网络的发展 | D.造成借贷关系的普遍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