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汉朝到唐朝，漠北草原上先后出现过由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建立的强大国家。它们虽盛极一时，但其政权组织却是建立在氏族或部落基础之上，并没有打破氏族或部落原来的组织结构和血缘外壳。这种国家被称为“部族联盟国家”。在部落联盟国家中，作为征服者的统治民族与被征服者未能融为一体。一个统治民族在比较强盛的时期，能够控制草原上许多不同民族、部族，这种情况下，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建构起来会很快：但是一旦发生问题，比方说严重的天灾，或严重的内江，那么解体得也非常快。因为那些被控制的部族原本的基础并没有被打乱，当统治民族出现问题的时候，原本被统治的那些部族马上可以组织起来，甚至可能取而代之。所以草原上这些部落联盟制的国家尽管一时强盛，往往是旋兴旋废，起得很快，落得也很快。

——摘编自邓小南《忧患与繁荣：北族政权的兴衰》

材料二   成吉思汗将其部队按照十户、百户、千户的方式加以编组，委任了各级长官。蒙古国建立后，将所有的草原牧民都按千、百、十户编制起来，这种制度具有兵民合一的特点，是蒙古国统治草原社会的基本行政单位。编组千户时，大部分是混合不同部落、氏族的成员重新组成的。尤其是被成吉思汗征服的部族，基本都被拆散，分属于不同的千户。这样，千户、百户制度实际上取代了旧日的部落、氏族结构，蒙古国百姓通过这一制度被纳入严密的组织，在指定的牧地范围内居住，接受赋役征调。千户百户制度瓦解了草原上的原有的氏族部落，逐渐形成了全新而有持久生命力的蒙古民族。

——摘编自张帆等《辽夏金元史》

材料一   

材料二   隋唐首都长安，是一座拥有近百万人口的东方世界最大的都会，许多国家的使节、学者、商人、僧侣聚集在这里，长期居住于长安的就达万家以上，许多人广置田宅，生儿育女，有的还被唐朝授予官职。波斯的摩尼教、大秦的景教等都在长安扎了根，不同宗教和睦相处、互不冲突的现象，在世界史上罕见。中亚、西亚人来到长安不仅带来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也将西域的音乐、舞蹈、绘画引入长安，给中国传统文化注入了清新的气息，推动了唐代文化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座高峰。

——摘编自袁行霈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汉武帝时期，匈奴部族降汉者为数不少，汉武帝对他们依势力大小授以侯爵、封地和封户，“乃分徙降者边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并建立制度对其进行管理。

唐代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立羁縻府州，都督、刺史等职级高者为中央所任命的官员，而职级低的则多由少数民族部落首领世袭。

元朝管理少数民族的另一项政策是土司制度。土司制度兴起于云贵地区，针对分散而世代聚集的少数民族部落，以招抚之策，凡率部归附者，即授予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等官职，使“各从其俗，无失常业”。

——摘编自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兼论古代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标志》

材料二   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也不全依靠“土官、土吏”，“土流参治”的情况也存在。面对辽阔的区域，清王朝初期也沿用了明王朝的一些制度，尤其是在西南部地区沿用了土司制度。但是，这种状况在雍正时期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蛮悉改流，苗亦归化”。清廷对新疆、西藏地区的治理也变得更加具体而深入。乾隆年间设置伊犁将军对新疆进行管理，下设都统和诸多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协办大臣等分管伊犁等地。

——摘编自李大龙《从天下到中国：多民族国家疆域理论解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