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战国时，任何思想家都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诸子理论，虽各家各派立论不同，然其都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共同要求者，乃是天下之治平，非各自国家之富强。秦人能统一天下，实已是当时社会一共同要求。
——摘编自钱穆《中国学术忍想十八讲》
材料二 董仲舒主张“王”的地位因天命而被确立起来，“王”通过正己而正人，并借此实现王道大统；君权源于天命，君主之治就必须是天道在人间的再现；天道尚阴阳，阳为主、为德，阴为辅、为刑，因此“德主刑辅”就是君主应当坚持的政治格言；国家主导型统治思想必须向儒家理论倾斜，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皇帝应改变官僚体制的结构以便在全国范固内推行德礼之治，通过官吏之举动的“上行下效”来完成。董仲舒之学完全可以被视为汉代皇权理论与儒学相连的关键一环，也为“天人三策”之后汉代君臣有关皇权性质的言说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摘编自朱《略论汉代皇权观的儒学化以汉代德主刑辅思想演进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战国诸子理论的共同要求，并分析其对中国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董仲舒皇权理论提出的原因并评析其影响。
材料一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贤良对策,以“改制”问题,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董仲舒通过诉诸春秋公羊学表达自己的“改制”思想,建议汉武帝适时“更化”。董仲舒的改制思想，全部建立在“天人感应”的哲学观基础之.上。董仲舒将“五德终始”的学说加以改造,提出“三统”“三世”说,用以解释朝代更替和社会演化。他继续发挥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理论,最终得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摘编自周桂钿《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材料二 19世纪末,康有为重新诠释春秋公羊学中的“通三统”“张三世”,托春秋公羊学之“古”,改清王朝之制。康有为认为“三世（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人类进化，皆有定……由君臣而渐为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盖为进化之理而为之”。康有为说“太平之治”是“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大义的第一义”。这样,为中国封建社会建立理论依据的、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西汉经学,到了康有为手里反而变成了反封建的有力武器。
——摘编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改制”思想产生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改制”思想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传统文化统一性与多样性是对立统一的。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把传统文化的统一性推向了极致。但事实上，统治者宣扬的“吾家治国之道，霸王道杂之”，又使它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就先秦而论，从周人对前代的维新，到孔子对周礼的重新解释；从孟子对孔子思想的发展，到荀子对先秦百家争鸣的总结与融合，传统文化又经历了继承性与变革性的过程。古代中国虽历经战乱、分裂和王朝更替，但传统文化从未中断，总是在继承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包容性又利于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摘编自张岱年《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近代，中国人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是认识世界和反思自身的过程。它冲破了中国传统的民族封闭意识和自大心理，强化了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的内在驱动力，对中国的近代化具有积极意义。这一过程中，全盘否定民族文化、对西方文化认识过于肤浅、仅限于上层人士和社会精英参与等弊端也比较明显。因此，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包容得失的历史过程，遵循着其内在发展逻辑。实践证明，近代中国文化的最终出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相结合，并不断吸纳全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以使中华文化体系能与时俱进，永存活力。
——摘编自孙守敏《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及得失》
材料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我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
——刘家义《坚定文化自信担当文化使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近代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进程加以简要评析。
（3）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当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
材料一 自夷夏意识产生以来，“夷夏之辨”便成为主导和决定边疆理念发展的重要因素，其本质是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族群之间的现实竞争。春秋时期，孔子把区分夷夏的标准由血统改为礼术，从而使传统观念中不可跨越的夷夏之别具备了松动的可能，使得夷夏之间的互转成为可能。孔子称：“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礼记·曲礼》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孟子亦称：“夫子之设科也，往者不追，来者不距（拒）。”
材料二 随着新儒学整合的不断深化，董仲舒的边疆理念表现出强烈的“有为”倾向。董仲舒提出了“王者爱及四夷”的观点：“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四夷亦属天下、万物的范畴，王者有爱其之权利，亦有爱其之义务。爱及四夷，体现了身为王者主动施爱于四夷的积极心态。至汉武帝之世，华夏族群即将完成最后的整合与重建，爱华夏于内的任务基本完成，爱及四夷成为新的时代使命。董仲舒所强调的“大一统”思想，即“《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1)概括先秦至汉代儒家的边疆思想倾向的变化，并指出这一变化的政治实质。
(2)说明董仲舒边疆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
(3)从魏晋至清中叶任选一个时期，试举一例说明社会思潮对边疆或民族治理的影响。
材料一 孔子认为君主的为政之要首先在于自身具有较高的德性修养，也就是为君要有君道，为父要有父道。对于治理国家，当政者应“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即治理国家关键在于“敬事”“信”“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在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中，勤政既是臣下基本的政德操守，也是臣下应有的政治担当。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连续的政治组织方法：依据需要设置相关职位，责成各级官员任事，分清权责，尽量避免“言出法随”的现象。
——摘编自史庆春《从＜论语》“问政”看孔子的德治思想》
材料二 董仲舒说教化是政治的根本，刑狱是政治的形式，两者虽然属于不同的领域，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和谐的作用是一样的。董仲舒从君权神授、君权至上的思想出发，提出一套适合封建社会政治统治需要的最高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即“三纲五常”，又称“纲常名教”。他认为圣王治国理政，要建立一套新的礼乐制度，大兴教育，对人民实行德治教化，移风易俗，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而人性则是教化的根据。董仲舒还提出以“六经”为德治教化内容，对人们进行德智美诸方面的教育，塑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取向，进而培育了中华民族特有的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人文精神。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指出孔子政治主张的核心及其具体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对先秦儒家“德治教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材料 继秦王朝迅速崩溃后建立的汉朝并非简单的“汉承秦制”，汉朝不仅接受其制度框架和管辖疆域，更重要的是总结了一个空前绝后的强力政权迅速崩解的历史教训。站在先秦儒家对“礼乐制度”进行仁义伦理反思的立场上，汉初儒者贾谊明确地指出：秦朝的过错是片面地实施了法家工具主义的效力原则，“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以暴虐为天下始”，社会风气因此而衰变。其实，先秦法家工具主义取向的强制性和功效性思想，经过春秋和战国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到秦王朝建立时已经积累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由此产生了以无限酷刑和重刑实现法律的即时工具效力，“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所以，贾谊的总结一方面是在批判运用于秦朝的法津工具主义，另一方面也是在宣扬儒家的法律道德主义，“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
——摘编自单纯《过秦与正韩：论儒家对秦制及法家思想的批判》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并拟定一个论题，结合所学秦汉史的相关知识，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表述清晰。）
材料一 孔子将西周礼乐教化的伦理内容扩大到人伦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出“有教无类”的全民教育思想；将西周以来礼乐演变的主流由礼乐政治化转向为礼乐的伦理化。在礼乐的长期潜移默化下，将社会所赋予的这种人之应然言行内化为道德伦理的自觉意识乃至伦理习性的自然养成；“礼”最终达成浑然一体的人之本然的道德伦理情感的“仁”。
——摘编自闫春新《<论语>礼乐思想新探》
材料二 儒法两家思想都有不足，只有儒法融合发展，才能克服彼此缺陷。如果没有法家，儒家不能完成结构化和组织化，无法实现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无法在大争之世自我强化。但如果没有儒家，法家将变成僵化的制度，其威权体系只是完全标准化、垂直化、同质化的执行体系，而儒家则有灵活、包容性的调节空间。经过秦朝速亡的教训，汉初实行黄老思想，汉武帝时董仲舒对儒法融合改造，提出德法并用、德主刑辅的治国策略，礼法文明开始取代礼乐文明占主导地位。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的“文化隔阂”源于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所倡导的礼乐制度的内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礼法文明取代礼乐文明的原因及礼法文明形成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政令以定,风俗以一,有离俗不顺其上则百姓莫不敦恶,莫不毒孽,若祓不祥,然后刑于是起矣。
——摘编自荀子《荀子·议兵》
材料二 董仲舒认为:秦统一后,“师申(不害)商(鞅)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天下也。...又好用酷之吏, 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其最终结果则是二世而亡,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因此董仲舒总结说“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也就是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
——摘编自李俊芝等《董仲舒的德本法助思想》
材料三 黄宗羲的“治法”论所依托所维护的“天下为主君为客”及“天下之法”的制度,与法家为维系君主独断独裁、绝对专制而施行的“以法治国”正相反。他抨击“非法之法”,而且把秦政秦法列为“非法之法”之首,就是抨击法家政治和法家的“以法治国”之术。
——摘编自俞荣根《黄宗羲的“治法”思想再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 合所学知识,比较荀子与孔孟治国思想的不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善治”主张的内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黄宗羲“法治”思想的本质,并说明黄宗羲这--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
材料一 董仲舒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作。董仲舒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他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与此同时，他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做马和奴隶。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上）
材料二 在宋明理学思潮中，理学家在儒学理论创新方面，也十分典型。“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创立，既符合社会政治方面的需要，又有其理论思维内在逻辑的必然。
——摘自黄钊《应当高度重视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的思想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与宋儒学更新的历史背景之异同。
材料一
材料二 秦汉帝国建立了“天下国家”体制，而精耕农业、儒家思想与文官组织也成为中国文明的特色。秦汉时代发展了精耕农业，也由此发展了以农舍工业为商品生产基地的全国性市场经济体系。庞大的市场网，依托于一个联系全中国的道路网，其中干道的路线，至今仍是公路，铁道及重要水运航线。秦汉时代中国文化经历了一次全盘整合，先秦思想学派，如百川汇海，终于融合为中国文化的思想模式。汉代中国的政权逐渐走向开放，七国之乱后，宗室渐渐失势，汉代中央及地方官吏由别的途径晋用，不是恩荫即是察举。汉代对四邻的关系不是划境自守，而是开放。四百年的长期安定，汉代各地之间人才、观念与物产都经过不断的流动与周转，各种资源匀散于全国各处，形成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容。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一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秦汉时期的史实，围绕“中华文化共同体”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