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然亦有库、序、学、校以教之。士为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即都城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其时士皆有勇，国有戎事则奋身而起，不避危难，文、武人才初未尝界而为二也。自孔子殁，门弟子辗转相传，渐倾向于内心之修养而不以习武事为急，……故大部分人皆趋重于知识、能力之获得，盖战国时有才之平民皆得自呈其能于列国君、相，于是武士乃蜕化而为文士。然战国时，士不但不能废武事，其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历五百年。……及汉代统一既久，而游侠犹不驯难制，则惟有执而戮之耳，故景帝诛周庸，武帝族郭解，而侠遂衰；举贤良，立博士，而儒益盛。……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
——摘编自（美）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在12和13世纪，骑士的道德标准和生活方式变得文明起来。随着封建诸侯权力的强化，诸侯们能够在更大程度上维持领地的秩序；而更加安逸的生活也许会降低一个人的野蛮程度，骑士精神逐渐形成。一个骑士俘获另一个骑士后，不再给他戴上镣铐、投入地牢，直到家族和陪臣付钱赎回，相反，俘虏被待若上宾。12世纪中叶，任何体面的骑士都会给敌手一个穿盔戴甲的机会，然后再发动攻击。12世纪末，许多骑士不再承认他们为利益而战，他们仅仅为荣誉而战。12世纪对武士行为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来自一种对妇女在封建社会中的作用的新的强调。这部分由于教会的影响，部分由于新风行的骑士爱情。教会教导妇女要臣服于丈夫，但它一直倡导尊重妇女，对妇女要温文尔雅。然而，骑士爱情对中世纪社会的影响完全不同于教会。它的中心原则是，如果一个骑士献身于侍奉一位女士通常是有夫之妇对她百依百顺、爱慕备至，他就会最有效地赢得声誉。
——摘编自（美）布莱恩·蒂尔尼/西德尼·佩因特著《西欧中世纪史》第七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士”的主要变化，并分析造成这些变化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晚期骑士精神形成的原因，并概括骑士精神对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阅读材料一和材料二，结合所学，以社会风俗与国家统一的关系为视角，评析秦至西汉初期的统治政策。(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说明西汉时期东西部风俗差异是如何消弭的。
材料一 汉代董仲舒提出，“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源也。”太学的学习内容以传授儒家经典为主，并要求“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学的教育主体是博士与博士子弟，是享受国家俸禄的公职人员。太学的建立标志着以儒家经籍为教学内容的官方教育的开始。太学以教师的讲授和学生的自学为主，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意义是重要的教学形式。
——根据徐杰舜《汉民族发展史》摘编整理
材料二 欧洲中世纪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变化引发社会对大批专业人员的需求，同时教会也需要补充神职人员，这种特殊的国家与教会同时发展的社会模式，使得培养训练专业人员的教学机构得以兴起。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目的是职业训练。法律、医药、神学和文艺等都需要有能力的和受过学校教育的人。中世纪的每一所大学都是模仿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中的一个建立起来的。其经济收入有三种渠道：第一种依靠学生的收费，第二是依靠教会的圣俸为生，第三是依靠世俗权力机构发给的薪水。中世纪大学进行的是一般教堂学校无法从事的高级教学、研究机构。开设规定的课程，实施正式的考试……中世纪的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有讲授、背诵、辩论等。
——根据英国乔姆斯《中世纪欧洲》摘编整理
(1)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回答，分别说明中国汉代的太学与中世纪欧洲大学兴起的背景。并对二者简要加以比较。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大学内在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I秦：法家思想治国
（1）法家治国，严刑峻法（连坐、诛连）；
（2）大一统： ①疆域一统、政治制度一统；②经济制度一统（统一货币、度量衡）；③思想文化的一统（车同文，书同轨）。
II汉初：道家治国 —— 强调
III西汉武帝：董仲舒的新儒学：以儒为核心，吸收多家思想，体现传统文化融合和创新性。
（1）内容：①
（2）实质：为适应
材料一 汉初文化学术秉承战国之余续，活跃在诸侯国境内的文士也大多来自齐鲁及荆楚地区。当时分散各地的诸侯国王，如吴王刘濞、淮南王刘安、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皆秉承战国养士之风。汉初藩国文化尚有地域差异，相对而言，南方淮南一带长于辞赋，而北方河间一带则重在经术。汉武帝中后期，原本游说于诸侯王国的文士会聚长安。当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以史学见称，王褒、扬雄等人因辞赋受宠，董仲舒、公孙弘等人则以经术而显贵，他们共同造就了关中文化的辉煌。
——摘编自宋展云《汉末文化中心的迁移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材料二 自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文化格局已经完成了两次历史性大调整。第一次调整是世界文化中心从东方转向欧洲。进入17、18世纪，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释放出巨大效能，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开始向欧洲倾斜。到1900年，“全球1/5的土地和1/10的居民已归于欧洲列强的各个帝国的版图”，“欧洲文明笼罩全球”。第二次调整是从欧洲转向美国。进入20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欧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社会发展尽显疲态。而二战后的美国凭借“工业产出占世界的近1/2，贸易出口占世界的1/3，黄金储备占世界的2/3”的实力，最终取代欧洲成为国际体系的霸权国家和世界文化中心。进入21世纪，国际力量对比再次发生变化，世界文化格局也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变化，进入了第三个大调整时期，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呈现上升态势。
——摘编自颜旭《百年大变局：世界文化格局的解构与重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汉学术文化变迁的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世界文化格局前两次调整的显著特征。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我们面对世界文化格局迎来百年巨变所应采取的态度。
材料一 孟姜女的故事原型产生于春秋时期，主要内容如下：
“齐侯还自晋，不入，遂袭莒……莒子亲鼓之，从而伐之，获杞梁……齐侯归，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吊(吊唁)之。(杞梁妻)辞曰：‘殖(即杞梁)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意即在郊外吊唁不合礼制)齐侯吊诸其室。”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齐侯袭莒”
材料二 西汉时期，孟姜女故事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庄公袭莒，殖(即杞梁)战而死……杞梁之妻无子，内外无五属之亲。既无所归，乃枕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诚感人……十日而城为之崩。既葬(杞梁)，曰：‘吾何归矣?夫妇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则倚父，夫在则倚夫，子在则倚子。今吾……内无所依……外无所倚……吾岂能更二(即改嫁)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即投淄水而死)”。
——(西汉)刘向《列女传·贞顺传》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春秋时期比较，西汉时期孟姜女故事有了哪些变化，并简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如何认识传说故事所蕴含的历史研究价值。
材料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刚即位，面临的形势是“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未宾，制度多阙”。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改变其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他任命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改变了以列侯拜相的制度，并起用富有才气和政治进取心的东方朔、司马相如等文学侍从，让他们与丞相为首的大臣就决策方案展开辩论，结果“大臣数诎”。为了襄赞大业，汉武帝“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并下诏严斥地方官不举荐人才，由此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景象。汉武帝还一改汉初宽松的经济政策，“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蓄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摘编自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武帝推行制度变革的原因及制度变革的举措。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推行制度变革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西汉大儒董仲舒创立新儒学，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实现了儒学的第一次综合创新。董仲舒认为，治国理政、社会生活和人伦日用应该一统于“天”，也就是所谓“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独尊儒学，以“经”作为意识形态杠杆，设立官学之途，通经入仕，“经”在汉代儒学意识形态化过程中承担着中介和纽带的作用，士人通过读经、学经方能获得入仕资格。太学的建立是儒学教育官方化和制度化的标志。同时，也带动了民间积极向学的风气，一些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人也得到入仕的机会。布衣以儒术拜相封侯，是汉代转向文治的一大标志。
——摘编自迟成勇《董仲舒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
材料二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多次谈及民族文化继承问题，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周恩来也说道：“优良的传统都应该提倡，但是要正确地发展。要抽取好的，排斥糟粕。不要以为凡是研究古典的书就是复古。”1938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救亡协会”在其成立宣言中提出：“为保卫祖国，为保卫中华民族的文化，为发展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传统，为创造中国崭新的文化，而尽自己最后一滴血。”194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张卫波、王瑞《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儒家文化的认识和态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儒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