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南宋至明清，乡约制度是县级以下在村落推行的一套地方自治机构，它的地位正可与王安石的保甲制相当。保甲制是上级政府为了适应当时苦难的局面向下推行的一套施政机构，“编户口、练民兵”是它的主要功能。可是乡约制度的作用并不在此，它是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这就是吕和叔先生所说的：“乡人相约，勉为小善。”他给乡约厘定的四大条款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四大条款就描写了乡约制度的主要功能，它是绅士以领导者的身份，作为教育与组织人民的工具，冀以形成为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成为一个自动奉公守法、知礼习义的单位，也就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团体。
——摘编自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
材料二 1864年，俄国实行了地方政治改革，在各省、县分别成立自治局，负责管理地方经济、卫生、教育等事务。1870年通过市政改革，在各城市召开了市杜马，在市杜马选举中，取消了封建贵族特权，实行统一的财产资格标准，即缴纳城市地方税的人都有选举权。1874年又进行了军事改革，废除了募兵制，打破了贵族对军队领导权的垄断。但在以后的30年内，沙皇政府不但没有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残酷地镇压民粹派运动和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终于在1905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约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特点并分析其改革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前期，土耳其帝国日趋衰落，欧洲列强觊觎其领土，都虎视眈眈，想趁机宰割这个老大帝国。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从50年代开始的关于巴勒斯坦“圣地管辖权”的争端，成了引发冲突的导火索。1852年8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圣地”的管辖权归于天主教会。俄国是东正教国家，沙皇便以此为借口，于1853年6月派大军入侵土耳其，俄土战争由是爆发。1853年11月，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南部被俄国海军歼灭。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于1854年3月正式对俄宣战。这样以俄国为一方，以英、法、土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便开始了。在战争中，俄军士兵虽然勇敢顽强，但是落后和腐败使俄国毫无胜利的希望，战争很快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856年2月，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和约。巴黎和约是对沙皇俄国的沉重打击，一方面使它国内的矛盾尖锐化，不得不走上改革道路：另一方面也结束了它在国际舞台长期占有的“宪兵”地位。
——摘编自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克里米亚战争对俄国的影响。
材料一 1861—1900年，俄国煤开采数量增长52倍，采油量增长超600倍，铸铁产量增长8.5倍。此外，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快速增加，19世纪60年代人口超10万人的大城市仅3个，20世纪初有29个。19世纪下半期，铁路大规模修建后，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城市，原有城市规模因铁路运营也进一步扩大。19世纪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已转变为俄国大型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相应的大量圆石路和公路铺设工作有序开展。其他城市也开始开展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各城市道路路况明显改善，道路照明设施也迅速改善，大城市主要街道已开始安装路灯照明，城市电话网也迅速发展。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二 “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计划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对此，苏联一方面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工作岗位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摘编自邓杰《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城市化发展的新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 1917年革命前，俄国学者普遍对改革的评价较为积极，认为改革是整个19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俄国未来社会和政治进步奠定基础。也有学者对改革持负面评价，司徒卢威认为劳役制经济在繁荣发展时遭到废除，改革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关系。苏联时期以来的学者，认为改革引发了国家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决定了俄国未来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唤起了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但法令包含的掠夺性内容以及改革对农民和贵族造成的经济后果也备受学者关注。科尼亚杰夫等将改革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改革使人民群众陷入赤贫状态，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获得了空前的认同和支持。
——据张广翔《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不同时期俄国（苏联）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共同认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俄国（苏联）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产生争论的原因。
材料一 1861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宣布农民可依法赎买份地为己所有。同时规定：“只有经过地主允许农民才能得到包括宅园地的土地所有权并长期使用。”1881年，政府强制农民从1883年1月起必须进行赎买。农民赎买土地的价格远远超过土地自身价值。为此，政府创建农民土地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改革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农民份地超过村社最高人均份地标准，那么地主有权将多出部分划归自己直接支配”。由此，仅黑土区（农业区）就有864560块农民份地遭到割地的命运，占全部分地的50.1%。农民不得不尝试租地、买地，甚至垦殖新地以增加土地使用面积。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材料二 明治政府宣布根据土地实际支配权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并向土地所有者颁发地券，“地券乃土地所有者之公证及纳税之标目”。农民在封建时代从领主手里领有的世袭份地从法律上正式归农民所有，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也得到正式承认。与此同时，全国近1/3已将土地抵押、典当出去的农户却丧失了土地所有权，沦为佃户。1872年3月，明治政府又宣布：“自今四民皆许买卖持有之（土地）”。同时，允许农民耕种自由，废止了压制商品性农业经济的种种限制；允许农民有迁居和改变职业的自由。
——摘编自穆良平《日本地税改革探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俄国和日本土地制度改革举措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俄国和日本土地制度改革举措产生差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