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一方面有着先进的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但同时又有着最落后的土地占有制和最不文明的乡村。在农村，村社依然存在，农民和土地被牢牢地束缚在村社里面，不能随意买卖土地，也不可能随意迁居。1905年，不满足于现状的农民同工人运动一起，形成了席卷整个俄国的俄国革命。为了维持沙皇统治，斯托雷平进行了土地改革。斯托雷平主持解散了村社，实行份地私有制；在解散村社后，斯托雷平主持了对俄国的土地调整规划工作，鼓励独立田庄和独家农场的建立；最后斯托雷平政府通过了《关于实施1904年6月6日法令的章程》，鼓励居民向西伯利亚、中亚细亚、高加索一带移民。虽然斯托雷平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俄国政治经济的现代化进程，但最终仍以失败而告终。
——摘编自张敏《浅论俄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斯托雷平土地改革》
材料二 1927年5月，国民政府颁布《佃农保护法》，规定“佃农缴纳租项不得超过所租地收货量百分之四十”，“佃农对于地主除缴纳租项外，所有额外苛例一概取消”，“佃农对于所耕土地有永佃权”。根据这些精神，湖南、湖北、江苏都曾制定过相应条例。但是真正实行过的只有浙江省。1929年4月，在城乡地主、官僚、士绅的强烈反对下，二五减租被以“政府税收逐年短少，尤以田赋为甚”的理由暂时取消，二五减租宣告失败。
——摘编自杨天石《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斯托雷平改革的背景，并指出斯托雷平改革与二五减租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两个改革失败的共同原因。
材料一 从南宋至明清，乡约制度是县级以下在村落推行的一套地方自治机构，它的地位正可与王安石的保甲制相当。保甲制是上级政府为了适应当时苦难的局面向下推行的一套施政机构，“编户口、练民兵”是它的主要功能。可是乡约制度的作用并不在此，它是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这就是吕和叔先生所说的：“乡人相约，勉为小善。”他给乡约厘定的四大条款是：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这四大条款就描写了乡约制度的主要功能，它是绅士以领导者的身份，作为教育与组织人民的工具，冀以形成为人民自动结合的机构，成为一个自动奉公守法、知礼习义的单位，也就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团体。
——摘编自费孝通、吴晗《皇权与绅权》
材料二 1864年，俄国实行了地方政治改革，在各省、县分别成立自治局，负责管理地方经济、卫生、教育等事务。1870年通过市政改革，在各城市召开了市杜马，在市杜马选举中，取消了封建贵族特权，实行统一的财产资格标准，即缴纳城市地方税的人都有选举权。1874年又进行了军事改革，废除了募兵制，打破了贵族对军队领导权的垄断。但在以后的30年内，沙皇政府不但没有把改革继续进行下去，而且残酷地镇压民粹派运动和日益高涨的工农革命运动，终于在1905年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近代史编（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约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地方自治改革的特点并分析其改革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前期，土耳其帝国日趋衰落，欧洲列强觊觎其领土，都虎视眈眈，想趁机宰割这个老大帝国。土耳其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的地域，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从50年代开始的关于巴勒斯坦“圣地管辖权”的争端，成了引发冲突的导火索。1852年8月，土耳其政府宣布“圣地”的管辖权归于天主教会。俄国是东正教国家，沙皇便以此为借口，于1853年6月派大军入侵土耳其，俄土战争由是爆发。1853年11月，土耳其舰队在黑海南部被俄国海军歼灭。英、法两国以此为借口，于1854年3月正式对俄宣战。这样以俄国为一方，以英、法、土为另一方的克里米亚战争便开始了。在战争中，俄军士兵虽然勇敢顽强，但是落后和腐败使俄国毫无胜利的希望，战争很快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856年2月，双方在巴黎签订了和约。巴黎和约是对沙皇俄国的沉重打击，一方面使它国内的矛盾尖锐化，不得不走上改革道路：另一方面也结束了它在国际舞台长期占有的“宪兵”地位。
——摘编自刘宗绪《世界近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克里米亚战争爆发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克里米亚战争对俄国的影响。
材料19世纪上半期，大批俄国留学生前往德意志学习法律，因此德意志的法治国家理念开始在俄国传播。启蒙思想引入俄国后，法国思想家的学说在俄国社会精英中也有一定影响。1861年农奴制的废除，标志着俄国现代化真正启动。受法德两国思想的影响，1864年司法改革的设计者们试图在不触动沙皇专制权力的前提下，在俄国建立一套完善的司法体系，并确立了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沙皇政府为解决旧司法体制中存在的低效、腐败、不公正等问题，为调和社会各阶层利益，于1864年开始推行司法改革。改革的创新之处在于权力分离、审判公开和辩诉体制的确立，以及陪审制和律师制的创建。从改革的实践来看，新司法体制在保护个人权利，推动法制完善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俄国开始向法治国家的方向发展。不过，19世纪70—90年代沙皇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反改革措施，部分地破坏了法治国家建设的基础和原则，沙皇专制制度仍是俄国法治国家建设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专制体制下法治国家建设不仅只是变革司法的问题，还涉及政治制度变革等一系列复杂问题。
——摘编自郭响宏《俄国1864司法改革与帝俄晚期法治国家建设》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64年俄国司法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64年俄国司法改革的影响。
材料 在1857年末改革诏令发布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沙皇依靠高效的官僚机构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并且制定出相当完备的改革法案。这表明历史积攒的隐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既来自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政治危机，也来自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断改革。索洛维约夫说：“如果改革大业不是在专制皇权的主导下开始，那么反对派的实力将会强大得多，并会将改革完全倾覆。”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并且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他促使贵族主动提出改革，在形式上保障了贵族对改革的参与权，使得改革没有变成贵族与沙皇的公开冲突。在最为关键的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表达了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公正立场。在政治斗争中，他对贵族和政府的方案都采取了模糊立场这就保证了贵族对沙皇的信心，同时转移了斗争的焦点。最终在沙皇的保护下，编纂委员会（改革的中心机构）的主要成果得到保留。
——摘编自张广翔等《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俄国1861年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1861年改革的特点。
材料一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临阅河工。二月，康熙帝抵达浙江绍兴，祭大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三月，康熙帝至南京谒明孝陵。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四月，康熙帝制《孔子赞序》及颜、鲁、思、孟四赞，颁于学宫。五月，颁行《孝经衍义》。七月，派索额图与俄国使臣会谈于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摘编自《大清十二帝》
材料二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1661-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进入全盛时期。他主张“朕即国家”，坚信自己是神圣的绝对君主。在其统治下，法国政府体系高度集中专制，这种统治模式为法国带来了相对稳定；他鼓励工商业发展，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这些举措为法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绝对君主制导致了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增加，削弱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和个人自由发展，导致社会创新能力盼下降。
——摘编自《路易十四时代下的法国波旁王朝》
材料三1722年，彼得大帝建立《爵位表》（职级表或官秩表）的晋升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职等级分为十四级，量才录用、晋升军政官员，只要晋升到前八级，无论出身多低，都可受封为贵族。这一制度强调个人才华和能力，而非家族血统。它不仅是一个晋升途径，更是对社会阶层体系的一种挑战，限制了旧贵族的政治影响。
——摘编自《彼得大帝：俄罗斯历史的不朽巨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熙帝的执政理念。(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康熙帝比较，路易十四执政的异同。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彼得一世建立官职晋升制度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1861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颁布法令，宣布农民可依法赎买份地为己所有。同时规定：“只有经过地主允许农民才能得到包括宅园地的土地所有权并长期使用。”1881年，政府强制农民从1883年1月起必须进行赎买。农民赎买土地的价格远远超过土地自身价值。为此，政府创建农民土地银行向农民提供贷款。改革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农民份地超过村社最高人均份地标准，那么地主有权将多出部分划归自己直接支配”。由此，仅黑土区（农业区）就有864560块农民份地遭到割地的命运，占全部分地的50.1%。农民不得不尝试租地、买地，甚至垦殖新地以增加土地使用面积。
——摘编自唐艳凤《1861年改革后俄国农民土地使用状况探析》
材料二 明治政府宣布根据土地实际支配权来确定土地所有权，并向土地所有者颁发地券，“地券乃土地所有者之公证及纳税之标目”。农民在封建时代从领主手里领有的世袭份地从法律上正式归农民所有，新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也得到正式承认。与此同时，全国近1/3已将土地抵押、典当出去的农户却丧失了土地所有权，沦为佃户。1872年3月，明治政府又宣布：“自今四民皆许买卖持有之（土地）”。同时，允许农民耕种自由，废止了压制商品性农业经济的种种限制；允许农民有迁居和改变职业的自由。
——摘编自穆良平《日本地税改革探讨》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俄国和日本土地制度改革举措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俄国和日本土地制度改革举措产生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 1861—1900年，俄国煤开采数量增长52倍，采油量增长超600倍，铸铁产量增长8.5倍。此外，俄国工商业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数量也快速增加，19世纪60年代人口超10万人的大城市仅3个，20世纪初有29个。19世纪下半期，铁路大规模修建后，不断涌现出许多新型城市，原有城市规模因铁路运营也进一步扩大。19世纪末，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城市已转变为俄国大型工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相应的大量圆石路和公路铺设工作有序开展。其他城市也开始开展大规模的道路修缮工程，各城市道路路况明显改善，道路照明设施也迅速改善，大城市主要街道已开始安装路灯照明，城市电话网也迅速发展。
——摘编自张广翔《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材料二 “一五”计划期间（1928—1932年），苏联建成了60个新城市和大型工人镇，改建了30个大城市。“二五”计划期间（1933-1937年），苏联又完成了400多个城市的改建和新建计划。苏联政府将它从全国汲取的资源通过行政调配的方式用于建造新城或改建原有的城市，而政府建造新城或改建旧城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限制大城市的规模。20世纪30年代，苏联工业化主导下的极速城市化使得人口迅猛涌向大城市，一时间，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供应不足；而这个时候，工业化急需大量的资金投入，苏联政府并无余力扩建和维修城市生活设施，以增加供给。为了不让苏联城市产生资本主义国家大城市中的贫民窟现象，苏联政府找到了“减少需求”的办法，那就是贯彻执行“控制大城市规模”的城市发展方针，不让人口集聚到大城市。对此，苏联一方面是减少甚至禁止在大城市进行工业建设，以控制大城市工作岗位的规模；另一方面是推行“身份”制度，以阻止外来人口流入大城市。
——摘编自邓杰《斯大林和苏联限制大城市规模的缘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城市化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20世纪30年代苏联城市化发展的新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 在各种因素和力量的推动下，1864年11月，沙皇颁布法令展开司法改革。在刑事审判制度领域，建立了对抗式的诉讼模式，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离；引入了西方律师制度和陪审团制度，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否定了官僚贵族对案件裁判权的垄断：完善了检察制度，明确了检察官的基本职责；打破了等级式法院体系，法官主要由选举产生，复杂的上诉体制被简化，司法工作效率提高。由此构建起了一套全新的、具有鲜明俄国特色的刑事审判制度。但未解决“限制专权、立法在民”这些法律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问题，也未将农民融入统一的国家成文法律体系，以致社会危机时政府无法获得他们的支持。
——摘编自杨莹《亚历山大二世时期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沙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沙俄刑事审判制度改革。
材料 1917年革命前，俄国学者普遍对改革的评价较为积极，认为改革是整个19世纪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为俄国未来社会和政治进步奠定基础。也有学者对改革持负面评价，司徒卢威认为劳役制经济在繁荣发展时遭到废除，改革无法从本质上改变地主和农民的经济关系。苏联时期以来的学者，认为改革引发了国家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决定了俄国未来的政治及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唤起了民众对自由的渴望。但法令包含的掠夺性内容以及改革对农民和贵族造成的经济后果也备受学者关注。科尼亚杰夫等将改革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认为改革使人民群众陷入赤贫状态，社会主义思想在俄国获得了空前的认同和支持。
——据张广翔《俄国学者关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的争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不同时期俄国（苏联）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的共同认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俄国（苏联）学者对俄国1861年改革产生争论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