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于敏，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9年，在成都主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为国家培养亟需的原子核理论科研人才。1961年于敏临危受命，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到氢弹理论研究。此时新中国的氢弹研究“一篇空白”，在1965年于敏找到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根据国家需要，于敏相继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1986年起草《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将我国核试验推进到实验室模拟水平，真正稳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2019年，于敏获“共和国勋章”称号。

——摘编自《于敏：献身于中国氢弹事业的核物理学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