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拉美，最早而且可能是最关键的对现代化的抵制来自乡村。在19世纪前半叶，政治混乱和不便的交通运输使土地价格维持在低水平。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者力图打造一个小农阶级，他们相信，这个小农经济将能仿效英格兰和美国榜样形成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两者的基础。但他们打碎天主教教会地产和土著村社共有土地的努力却产生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这些财产的很大一部分不可避免的最终被政客和大地主所获得。一些国家特别是阿根廷和墨西哥，将公有土地赠送给有密切政治关系的人，这进一步提高了土地集中程度。并非人人都接受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是好事的观念，除了对侵扰地方特有权利的中央政权极端不信任外，还存在一系列其他抵制现代化的原因。在许多场合，乡村居民用暴力反抗现代化。

——摘编自[美]谢里尔·E.马丁马可·瓦塞尔曼《拉丁美洲史》

材料二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过程中，农村社会转型存在着难以弥合的矛盾冲突。众所周知，历史地看待中国农村社会，虽然朝代不断更替、贫富状况和生活方式各异、习俗也有所变化，但农村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生活观长期以来却没有多少根本变化，广大农村的自给自足与自得其乐状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然而，随着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冲击与文化浸透，也由于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结构的根本变化，乡村社会的超稳定性被打破，阶层利益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摘编自赵秀玲《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难度与治道变革》

材料一   明清时期植棉逐渐成为国家战略，直到英国的工业革命，中国的棉纺织技术都处于世界较高水平，我国的棉纺织品不仅为百姓提供了精美的衣着原料，而且销售到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在长达三个多世纪的过程中，中国棉布的外销数量持续增长。

英国工业革命期间，棉纺织机及与之配套的复杂的机器系列相继问世及大地提高英国棉纺织业的生产力，……经历百年的抗争后，印度彻底从棉布出口国变成进口国，英国还将目光投向当时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到1831年，中国棉纺织贸易首次由出超变入超。鸦片战争后，“美国棉”“英国纱”“东洋布”充斥在中国市场上，中国本土棉花产业急剧萎缩。

1893年，张之洞从美国引入陆地棉种子，在湖北试种初步获得成效。此后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及一些棉纺企业，不断大量从美国引入陆地棉种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在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基础上，国家采取了扩大棉田面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更换优良棉种等措施，棉花播种面积扩大一倍多，为中国成为大纺织品服装生产国、出口国及消费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已由产棉大国变为产棉强国，形成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新疆三大产棉区。目前，我国棉花产销一体化成熟，郑州交易所取得了棉花这项大宗商品的定价权。新疆长绒棉是由海岛棉培育而来，具有暖和、透气、舒适的特点，而且纤维柔长、洁白光泽、弹性良好，深受市场欢迎。2020—2021年新疆棉产量520吨，占国内产量比重约87%，占国内消费比重约67%。自人工合成纤维诞生以来，棉花占全球纤维消费的比重逐渐下降至30%左右，今天，全球每年约生产5200万吨的石油基合成纤维，几乎是全球棉花产量的两倍。21世纪20年代，美国以人权为借口，“抵制新疆棉花和纺织工厂”，实际上是想要将中国从全球纺织龙头的宝座上拉下来，打击中国对全球纺织业的绝对支配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黄金生的《棉花：曾经改变世界格局的“神奇之花”》

材料一：共和国晚期，庞培最终占领并摧毁海盗的所有要塞，在三个月内基本平定地中海地区的海盗，之后20多年内海盗没有大规模进行海上劫掠。庞培非常重视撒丁行省的粮食供应，奖励撒丁岛托运人公民权。罗马城的粮食供应依赖海港，将来自地中海的物资转运到台伯河的码头。港口设施为粮船停靠、粮食的卸载、储存提供了便利。为此，罗马修建和改建了普特奥利港和奥斯提亚港。

——王茹《共和国晚期罗马城粮食短缺及解决措施研究》

材料二：1950—1953年，我国出口的大宗产品均为初级产品，1950年、1951年和1952年粮油出口比重分别达到50.4%、43.4%和47.3%；土产畜产分别占了32.8%、23.6%和25.8%。1950年粮油食品出口额为2.79亿美元，1952年达到3．89亿美元。当时需要进口的物资较多，但可供出口的产品并不多，粮食首当其中担当了大任。1953年出口的粮食中，出口苏联大豆20亿斤，主要用于换回机械设备，出口锡兰5.4亿斤用于换橡胶。大量的粮食等农产品换取了宝贵的外汇。

材料三：1985年我国粮食净出口271万吨，1986年净出口181万吨。但随着粮食政策的调整，特别是价格政策的调整，粮价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刺激有所减弱。其中，粮食统购加价政策改为粮食合同定购价格，合同定购价格水平有所下降，加上粮食市场价格回落，农民粮食出售价格实际上是降低了。由于经济作物比较收益较高，市场需求旺盛，种植结构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粮食产量出现下降。1987年粮食回到了净进口的局面。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树淼《中国粮食进出口问题研究》

材料一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把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改革政策。“指示”明确指出：“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

——摘编自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

材料二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当允许继续进行。”

——摘编自宇剑《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改革扬帆（1976—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