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1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苏维埃政权下的改革问题。苏俄当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必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那时苏俄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重大的改革。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面对的不是太平景象，而是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严重不满的情况下，苏俄的改革从对农民的让步，取消粮食征收制，实施粮食税开始。列宁说，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各界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中国必须走另一条道路。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情况下，农民对于改变现状的要求已经不可阻挡。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农民已经多次悄悄地进行改革的实验。在中国改革中农民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他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官方认可，中国的改革也真正开始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经历了更长的时间。起初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是理论上的禁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7年中共十三大仍延续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摘编自郑异凡《苏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之比较》

材料一   到战国中期，随着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经败坏，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实。当时的知识界对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视之为“礼崩乐坏”的根源，强调要恢复井田制。商鞅则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废除井田制，允许民众开荒耕作、买卖土地，这自然大大激发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变法的“农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显然，在先秦时期，粮食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商鞅的一切变法都以此为根本，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唯生产力论”。“废井田，开阡陌”是中国土地史上的重大变革。

——摘编自崔光宇《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

材料二   中共通过土改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与理想，是一场经济与政治的双重变奏。这主要体现在：第一、通过土地改革运动将约七亿亩土地均分给三亿多名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将农村生产力从封建土地制度和宗法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土改在剥夺地主阶级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使其失去了在乡村社会的政治地位，由此国家政权在基层建立起新式基层组织。

——摘编自李康、邓宏图《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

材料三   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之前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大跃进”背景下逐渐脱离当时的客观条件，严重地挫伤了社员生产积极性，使得农村生产力受到灾难性地破坏。党中央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实行包干到户，包产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与此同时，“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逐步解体，党政分开的乡镇政府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起来。

——摘自章宏楼、高雪萍、张予涵《我国土地改革历程与现状分析》

材料一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是英国历史上的转型时期，农业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是养活了工业革命时期不断膨胀的人口。19世纪50年代，英国农业进入了极盛时代，圈地运动在此期间完成，农业可用地的面积大大增加。不仅农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而且英国的农业耕作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地持有结构中既有期限很长，保守传统的长期租约，又有灵活多样、能反映市场变化的短期租约。在农业经营中有以获得利润为目的，呈现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当然自给自足的小农场仍旧大量存在。在每个郡里大、中、小农场都有分布，但是存在地区性的差别，有的地方小农场多一些，有的地方则是大农场多一些。总的来说，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摘编自镡娴娴《转型时期英国农业经济形态特点探析》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四川率先在全国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激发了农业生产活力。2018年四川粮食总产量相比1949年增加2402．9万吨，粮食单产水平也大幅增加，确保了全省粮食安全供给，蔬菜，油料、水果，茶叶、生猪等农产品全面蓬勃发展。农业产业结构逐渐由以种粮为主朝着农林牧渔业多种经营方式转变，更加顺应了居民对农产品消费转型升级的诉求。2018年，四川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1957年增长了196.5倍，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相比1954年增长了2508.5倍。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多举措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聚焦激活农村内生发展动力。截至2018年末，四川基本完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确权任务，为全国农村土地改革模式创新提供了诸多实践依据。

——摘编自赵颖文《建国70年四川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成就、经验与愿景》

材料一：到1951 年上半年，村里分地，我帮忙登记。那时，天天都在村部，与农会的干部同吃同住。我们家也分了一点地，大概十来石。有了地的农民，大家很上心，忙着给自家的地增肥。过去到了冬天，农民们基本不干农活。土改过后，冬天大家也下地了，做些平整修补的活计，地里连一块石头都给捡出来，崩掉的缺口更是修得好好的。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 平常就是喂的是菜和猪草，催肥的时候喂粮食。猪吃得多，拉得也多。还   有鸡，鸡粪也多了。肥料就有了。这样，农业生产很快就上去了。我们村的情况是，产量翻了番。

——摘编自《段应碧口述：我所亲历的农村变革（1949—1978）》

材料二：1998年10月，有亲历者总结农村改革过程时指出：“农村改 革并没有一幅事先描绘好的蓝图。它是在农民、基层干部、地方政府和中夹领导各个层次、各个方面的互动过程中完成的。”农村改革的成功是因为出现了改革力量得以成长的环境，农民的力量得到显示，各种政策主张得以充分释放。

——摘编自《农村改革第一次政策突破》

材料三   开展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须证工作，确定了对土地承包经营权 的物权保护，让农民吃上长效“定心九”，巩固和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新时代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要坚持把依法维护农民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不动摇，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基础性地位 不动摇。要运用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成果，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做好农村承包地管理工作作出重要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