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以西北作为大后方支援抗战，大批政府官员，学者前往青海实地考察，为青海垦殖事业建言献策。在全国开发西北的浪潮的推动下，青海省政府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丈地清赋工作，耕地面积及农产产量在三十年代持续攀升。四十年代中期以后，国民政府对西北地区的关注程度逐渐冷却，青海省政府也逐渐放缓了对本省的农业开发，青海省的农垦活动演变为政府形式化、公式化的敛财手段。

——摘编自狄新昊《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青海农垦研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初期，宁夏农垦围绕“三个基地一个中心”，大刀阔斧地进行了管理体制、生产结构、经营方式、分配制度的改革，实行财务包干，推行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和场（厂）负责制，打破了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特别是1983年中央提出“国营农场要办家庭农场”后，自治区农垦局下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一九八四年一号文件的若干政策规定》。1984年在垦区开始试办，职工由单纯的生产者变为生产经营者，有了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到1986年底，农垦系统已建起6000多个家庭农场，基本上完成了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变革。1981—1988年累计实现利润6889.7万元，缴纳税金3929万元，利税合计1.08亿元。

——摘编自廖周《宁夏农垦改革初期问题研究》

材料一：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农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税为国家建设及经济运行提供了基本的保障。1958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全国农业税趋于统一。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业税的税收收入在逐年上升，但其占税收总额的比重却逐年下降，到2002年农业税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2.6%。2006年1月1日，我国正式废除《条例》，至此农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为了确保取消农业税后农民负担不会反弹，我国又实施了义务教育体制改革，减轻农民在教育费用上的过重负担，以及推行合作医疗和社会保险及增加对农村的补贴等措施。

——摘编自叶青、袁昭颖《中国农业税的演变、终结与启示》

材料一

1951年，青海民和县磨沟村回族农民冶金财在土改中分得水地二亩五分，冶金财喜看颁发的土地证。

——《茹遂初：记录土改 探源江河》

材料二 1956年第一次提出包产到户。20世纪70年代末，包产到户再次出现。由于领导支持，安徽、四川等省区的农民最先想到包产到户。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的农民在以万里为首的省委支持下，搞起包产到户的试点。尽管批评的声音还非常强烈，但是成功的实践使包产到户很快推广开来。之后，包产到户在全国逐步恢复、发展起来：从1982年11月全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到1983 年底，“双包”责任制在理论上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确认；自198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连续发布指导农村工作的文件，一再强调“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户家庭经营长期不变”。1999年，家庭承包经营长期不变被写入断修订的宪法。

——摘编自张海荣《包产到户责任制的历史变迁》

2023年3月16日第一财经消息，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数据预算，当前我国低龄老人（60-69岁）总量保守估计已经达到了1.5亿，从2022年开始，我国就进入到退休高峰期。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与前朝相比，清代是中国人口剧增的时期。……据《东华录》记载，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丁男之数是1000余万。其时，户籍以一户一丁计。若按户各五人推算，加上由于种种原因而隐瞒的人口，实际数字在6000万上下。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经超过4亿。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同当时的生产力相比，其速度和数量都是惊人的。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材料二   我们来看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的源泉。……人口因素是如何在改革中被转化成高速经济增长的呢？我讲三个故事，作为改革开放三个历史瞬间的代表。第一个是小岗村的故事。……家庭联产承包制赋予了农民自主配置生产要素的权利，因此，一旦剩余劳动力显性化，需要转移的时候，体制条件便逐步与之适应。先是转移到更广义的农业即林牧副渔产业上，继而转到农村的非农产业即乡镇企业中，再进一步依次转移到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第二个故事——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及其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肯定了经济特区，肯定了市场经济，推动了对外开放。从此，沿海地区吸引了更多的制造业投资，吸纳了大规模地转移出来的农村劳动力。这种重新配置在微观上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在宏观上提升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第三个故事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我们就真正地逐步参与到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之中，引进外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把利余劳动力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当中，通过贸易中取得了国际竞争力，从而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兑现了我们的人口红利。……直至2010年之前，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10%。如果查阅世界银行的各国数据会发现，这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快的增长速度，也找不出任何国家在任何其他时期有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表现。正是由于独特的人口转变阶段，与独特的改革开放举措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在首届中国发展理论国家年会上的发言

材料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深刻改变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成功路径。《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先后颁布，使广大农民获得了土地。为了保卫分得的土地，农民纷纷支持革命、参加红军，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党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抗日根据地的农民群众，同仇敌忾，支援抗战。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解放区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出现了几百万农民推着小车运送粮食支援前线的动人场面，为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所罕见。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进一步摧毁了新解放区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得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有农民说：“我今年八十岁啦，经过几个朝代，没见过有这样的好领导！”到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70年代末，农业经济的发展再次得到激活，每家每户“男女老少一起上，出勤率和劳动工效之高是前所未有的”。除了粮食产量大幅提高，种植、养殖等农副业生产也得到大力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许多农村家庭摆脱了贫困，收入提高、生活改善。一些农村地区已基本构建起比较科学、规范、有效的治理体系，农村基层干部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也有所提高，并赢得了农民的赞誉。

——以上材料摘编自张茜、徐家林《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百年运演的规律与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