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50-1951年，新中国政府在旧中国工商税种的基础上建起以14种工商税收为主的税收制度。1959年，在国营企业试点税收与利润合并缴纳。到1973年为止，国营企业事实上只征收工商税。此时期，构建出的是一个新的财政类型，可称为“现代家财型财政”（下图）。

1983年，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试行国营企业“利改税”，即将国营企业向国家上缴利润的制度改为缴纳企业所得税。1987年开始，政府与企业间广泛实行承包制，以企业相对固定的财政上缴（利、税），由此带来现代家财型财政的现实终结，国营企业领导人越来越多地学会像一个企业家那样去利用市场机会，其他各种经济成分的企业也获得了成长的缝隙和空间。在1994年集中进行的税制改革和2004年后逐渐开展的税制改革基础上，来源于大众财产或收入的规范性税收，真正成为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经历如此种种变革后，税收型财政成型，中国成为税收国家。

——摘编自江国华、韩玉亭《中国财政史十六讲》

材料一   19世纪60年代，英国所得税才成了“经常税”。起初的征税原则是对所有收入统一征税，不作区分征收。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口中最富有的1%拥有55%的国民财富，他们的年收入至少是1000英镑，而英国人口中最贫穷的33%却只占有国民财富的1%。有鉴于此，英国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主张采用累进税，以提高社会总体福利水平和实现社会公平。1909年，财政大臣乔治在其“人民预算”中首次使用累进所得税，这意味着个人所得收入越多，所纳税率越高。

——摘编自滕淑娜、顾銮斋《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建设性税制”改革》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所得税传入中国。1911年，清廷拟订《所得税章程草案》,未及推行。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所得税条例》,遭到商人的强烈反对。1929年，财政部聘请专家讨论税制，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经济与西方相距甚远，尚无开征所得税的基本条件。抗战全面爆发后，所得税作为战时财政的补充，全面开征已成定案，但因战乱遇到各种难题。近代中国所得税的实践，基本上是战时财政的实践，最终随着恶性通货膨胀的爆发和政权的瓦解而画上了句号。

——摘编自魏文享《战争、税收与财政国家建构：近代中国所得税研究》等

材料三   1980年，个人所得税开征，免征额800元。

2006年，免征额提高到1600元，增加全员全额扣缴中报的规定。

2008年，工资、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2000元。

2011年，工资、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3500元。

2018年，薪金所得税免征标准提高到5000元，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专项附加扣除。

——摘编自高凤勤《中国税制》

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对民营企业重要性的认识逐渐深化，并不断根据具体情况及时地调整发展民营经济的各种相关的政策，陆续出台了许多支持与引导民营企业良性发展的政策，有关部门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来优化营商环境，不断为民营经济更加深入与健康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民营经济已经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编自王晓琦《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历程初探》

材料二   1979年，我国民营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还不到1%；2006年，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已经超过了50%。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财政税收等方面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注入了持久的活力。

——摘编自朱艳丽《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理性分析》

材料   1979年，财政部颁布的《关于报社试行企业基金的实施办法》中，最早出现了作为事业单位的媒体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的表述，明确了在媒体完成年度计划指标的情况下，可提取和使用企业基金，用于添置职工集体福利设施、发放职工福利基金和奖金等，这是企业基金第一次正式出现在媒体的分配方案中。其后实行的利润留成制，按照核定的比例留用利润，将企业基金的概念进一步融入利润分配之中，彻底改变了媒体完全依赖国家财政的状况。由财政部门主导的“放权让利”，开启了媒体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剩余利润归属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媒体拥有了部分收益的所有权，而收益如何进行再分配则关联着媒体的经营主动权。企业基金制、利润留成制虽然本质上仍然是国家下放给媒体的部分财力支配权，且未明确媒体的独立经营地位，但这一改革预示着国家与媒体收益分配关系变革的开始，也为后来的“利改税”改革奠定了基础。

——摘编自陈苏、丁和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媒业财政税收制度的三次跃迁》

材料一   春秋时期，管仲相齐，致力于富国强兵。齐国鱼盐铜铁资源丰富，管仲因地制宜，向齐桓公提出了“官山海”之策，即由国家对盐、铁等重要资源实施垄断经营。具体而言，政府将盐铁的生产权放给私人，但他们生产的盐铁，全部由政府收购，再由政府向外销售，政府控制流通环节并制定销售价格。管仲通过“寓税于价”“民不知而谋其利”的隐秘策略，让民众只见到国家给予他们的好处，见不到其夺取的行为。正是这种“官山海”的政策，为齐国迅速带来了财富，使其成为春秋时期最富庶的国家，并开启了中国盐铁官营制度的历史先河，管仲也因此被后世尊称为“盐宗”。

——摘编自张雯、彭新武《盐铁官营——流变与反思》

材料二   为了保障碘盐的质量和供应，加强食盐的生产和流通管理，1994年2月20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进一步依法加强盐业管理问题的批复》，决定对食盐实行专营。国务院还先后颁布了《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危害管理条例》和《食盐专营办法》等食盐专营的基本法律法规文件。食盐专营是国家为完成食盐加碘、消除碘缺乏病赋予国有盐业企业的政治任务，同时经营者要严格执行国家定价，无论盈亏都必须保证老、少、边、穷地区食盐供应。从1996到2012年，中国居民合格碘盐食用率从39.9%上升到95.3%，8—10岁儿童甲状腺肿大率从1995年的20.4%下降到1999年的8.8%，我国基本实现了2000年消除碘缺乏病的阶段目标和全民普及碘盐供应目标。

——摘编自程龙刚《新中国食盐加碘和食盐专营回眸》

材料   1980年，深圳特区创办。经测算，仅罗湖区第一期开发最少也要投资近20亿元，这对于当时的特区简直是一个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当时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回忆说："国家对深圳的投资，当时只有百分之二，现在算来只有百分之一点几。……香港人启发了我们，香港财政收益三成以上都来自土地拍卖。于是我们就想到了租地的方法，用土地换资金。”1980年深圳房管局与香港妙丽集团谈判，深圳出地，妙丽集团出资，利润分成。1981年东湖丽苑小区竣工入住，该小区成为中国第一个商品房且有物业公司的小区。邓小平同志来深圳视察的时候，登上了罗湖区国际商业大厦的楼顶，对这种市场化运作方式表示了认可。

1987年，深圳市开启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公开拍卖的先例。由此，深圳创立的土地拍卖、土地开发市场化、住宅商品化、贷款按揭买房等模式逐渐推广到全国，改变了计划经济的住房分配模式。住房找市长，变成了住房找市场。房地产也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行业。

——材料整理自央视网

材料一   清朝时，北京有很多皇家园林，由内务府的特别机构奉宸苑管理和维持。紫禁城内有皇家花园；皇城内有北海、中海和南海三大湖泊，亭台楼阁点缀其间；城郊有颐和园。此外，北京城还有众多皇室庙宇，如社稷坛、太庙、天坛、地坛、先农坛等。高官显贵往往拥有华丽的花园，老百姓只能偶尔逛逛民间庙会和城郊的西山，街道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娱乐场所。1914年，民国政府建立京都市政公所，让其担负改造旧的城市面貌从而改善人民生活的责任。同年，社稷坛被市政公所改造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第一个近代公园。其建设经费主要依靠北洋政府财政支出、城市居民捐赠以及门票收入。后来，北海、天坛、颐和园等纷纷向公众开放，近代公园逐渐发展成为集娱乐、商业、文化和政治活动于一体的多功能场所。

——据（美）史明正《从御花园到公园20世纪初北京城市空间的变迁》

材料二   清末民初， 归国学人引入西方“都市森林化”城市规划理论。1931年，国民政府实业部第一次下令要求各省市筹建森林公园，以开发城市风景、增益民众健康，南京、北平等先后响应。1934 年，经实业部再次敦促后，汉口、开封等着手试行；两年后，实业部又提醒其余省市筹设切勿懈怠。然而不久后该令几近中止，森林公园建设不了了之。许多“在建”的森林公园并未完成；建成的森林公园，因城市交通和经济条件所限，主要吸引热衷西式生活风尚的都市青年或中上层社会群体，普通市民对森林公园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据左承颖《“森林”进入城市：民国时期森林公园筹设研究》

材料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目标

——据韩若楠等《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材料一   新中国面临一个经济上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家财政困难，投机商人趁机抢购物资，囤积居奇，拒用人民币，倒卖银元，加剧物价飞速上涨，给新生的人民政权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威胁。

材料二   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各地逐步推广开来。到1983年，我国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近8%，农民收入明显增加。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按照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政企分开原则，进行改革综合试点。通过改革，企业有了竞争机制，增强了活力，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效益显著提高。

材料三

“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                              港珠澳大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