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秦汉到元明，南疆都较北疆经济发达，城市数量也相对较多。清王朝在平定准噶尔叛乱后，实行军府制管理，重点开发北疆，采取了屯驻大军、移民屯田等措施，推动了伊犁九城和乌鲁木齐等城市的建设和发展。这不蚀使北疆城市在数量上矩过南最，而且改变了新疆城市的分布格局，形成了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城市体系的形，清代前中期，南疆主要有八城，这些城市历史悠久，不同于北疆新建的伊犁九城和乌鲁大齐等城市。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南疆城市规模的变化与制约因素论析》

材料二   1983年11月，经国务院准，霍尔果所新疆伊犁州所辖县级市，中国和哈萨克斯边境重要口岸城市，1881年曾被迫通商）正式恢复开放，迅速成为我国西部与周边国家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通道和桥头堡。改开放10年，曾经的“驼队经过之地”成为我国西部唯一拥有公路，铁路，航空、管道、国际光缆“五位一体”的国际综合枢纽。下表所示为近年来霍尔果斯扩大开放的一些重要举措：

——摘编自于熙《从百年口岸到戈壁新城—边境口岸霍尔果斯的改革开放40年》

材料一   明隆庆以后，政府改变以往的朝贡贸易体制，每年在广州举办春夏两季交易会，主要输出如粮食、糖、花生、生丝、棉纱、瓷器等中国商品，以增加财政收入，广州成为东方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但嘉靖《问刑条例》律令仍然以严刑峻法惩治违禁下番者。从1757年始，清政府为了更好地管理对外贸易，限定仅在广州进行进出口贸易，实行十三行贸易体制。

鸦片战争后，十三行通商体制结束，五口通商，买办兴起，外国商人在广州投资开设洋商行，在不同程度上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在这一时期，广州外贸出入口商品品种不再受禁令限制，广州港进口商品分为洋货进口和国内其他口岸进口的商品，进口商品有鸦片、洋布、洋棉等机器生产品，出口商品主要是农副产品原料和手工业产品。近代以来，广州贸易额仍在缓慢增长，但已经被上海反超，其占全国贸易额比重逐年减少。

——摘编自李庆新《广州“交易会”及其制度改革（1567—1644）》等

材料二   1957年4月15日，第一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此后每年的春季和秋季，在广州各举行一届中国出商品交易会。1999年春第85届广交会，有4家民营企业首次参加，2005年秋第98届有4619家民营企业参展，所占比例达到36.57%，首次超过国有企业成为广交会第一火参展主体。早期广交会主要是中国的出口产品，以农副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自2007年4月第101届起，广交会由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更名为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增加了进口展区。党的十八大以来，出口产品逐步过渡到智能化、信息化、高端化、品牌化，还举办网上交易会。2023年第133届广交会有226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报名参会，全球47家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企业来说，广交会不仅是他们进入中国市场的窗口，更是与来自全球210个国家和地区的买家进行交易的平台。

——摘编自胡光霁《1956—1965年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若干问题研究》等

材料一   闽人经商见于史书记载是从南朝末期开始的，除进行国内商业活动外，还与日本有定期的商贸和海船往来。明清时期，闽商成为与晋商、徽商齐名的十大商帮之一，闽南商帮往往凭借家族的势力行商，并积极争取得到官方和乡族势力的支持，不同地区的商人经营有所侧重，如泉州商人大多经营茶叶，龙海商人大多经营纸箱，惠安商人大多经营中药材……民国时期，福建籍侨商弘扬中华精神，为辛亥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抗日战争中，许多闽商深明民族大义，急难同仇，倾家捐钱捐物。

——摘编自李史《求实变通，以商为荣——明清时期福建商帮》

材料二   近二十年来，许多海外华商回闽投资，带回许多外界商业经验和经营理念。有了海外闽商的大力配合，不少“本土派”闽商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资本积累，在国内外市场上迅速崛起，带动晋江“中国鞋都”、德化“中国瓷都”、安溪“中国茶都”的兴起。晋江更是创造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晋江模式”，培育出“安踏”“劲霸”“柒牌”“雅客”“七匹狼”等全国知名的品牌。闽商在福建省内崛起后，很快向内地寻求发展空间，近年来在省外投资扩张速度加快。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省外投资兴业的福建人人数超过250万，已在20多个省、市、自治区成立百余家商会组织。闽商中的“泉州军团”有70多万人外出经商办企业，在外企业年销售总额已达1600亿元，相当于在外再造了一个泉州市场。

——摘编自廖新平《中国传统十大商帮的兴衰分析与闽商可持续发展》（2007年）

材料一   元朝福员“北逾阴山，西及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当时，在中国市场上有非洲出产的珍珠、象牙、厚负等，有越南的藤杖，有伊斯兰瓷器。窝阔台即位之初，他拿出国库的资本交给斡脱（官商），让他们放手经营。《元典》中有“忤脱户，见奉圣旨、诸王令旨，随路做买卖之人，钦依先帝圣旨，见住处与民一体当差”的记载。元沿宋制，设市舶提举司为海外贸易管理机构。1278年，忽必烈下旨：“诸藩国诚能来朝，联将宠礼之。”对外贸易无论水陆均“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还把商业税率从30税1，降至60税1，甚至“置而不税”，对从事海外贸易的“舶商、梢水”及其家小，给予“免除杂役”的优待，使元朝对外贸易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摘编自梁凌霄等《试论元朝商业繁荣的原因》

材料二   1978年12月，中美发表建交公报，西方市场的大门正式向中国敞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明确指出了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我国的外贸政策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次年，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两省在对外经贸活动中采取特殊政策，并在上海、北京、天津设立地方外贸公司，对外贸新政策在试点区域逐渐推开。一方面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产业，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和鼓励吸收外资的政策。一方面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在这一阶段，国家放开部分贸易经营权，增强了运用经济杠杆调节宏观经济的能力。

——摘编自余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70年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