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唐末到北宋初五十多年时间里，教育逐渐衰退。学校教育流于形式，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宋初荫补之制度充斥朝野。只要一族有显赫之人，即可显耀整个家族。从文献记载看，仁宗以前，州县兴学寥寥无几，到庆历时不仅诏令全国州县兴学，且规定各州“选部属官员为教授，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充任。北宋基本上形成了以国子监为主导、以中央太学为主体、诸多专科学校及地方学校配套的全国多层次官学系统。庆历改革主要是变原来先诗赋后策论为先策论后诗赋。熙丰改革时规定，诗赋及明经诸科罢而不用，专以经义策论试士。在太学内采用三舍法的升级制度，打破了科举对选士的垄断。著名的《春秋》大师孙复就是范仲淹一手栽培，同时又作为兴学时的名师被朝廷召到太学讲学；大思想家张载、石介也是在兴学之下成长起来的。熙宁八年颁发王安石撰的《三经新义》作为取士之准绳。三次兴学为解决宋初养士取士制度弊端进行了不少合理的改革，但结果并无多大逊色。
——摘编自金仁经《北宋三次兴学运动的主要特点》
材料二 1912年1月5日，学贯中西、刚从德国留学归国不久的蔡元培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后，对教育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位，将培养少数官吏的教育改为以广大人民为施教对象的国民教育。为实施国民教育，废止了中小学读经讲经课，同时加强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所需的国文、算数、历史、地理、理化等科目。蔡元培提出“国民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主张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代替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教育宗旨，同时强调五育不可偏废。民国成立后颁布的癸丑学制明确宣布教育为男女共享的权利与义务，女学不别立系统，与男子同。但因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蔡元培的教育主张很多仅停留在形式上。
——摘编自张延华《蔡元培与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三次兴学运动兴起的背景，并说明其主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民国初年蔡元培兴学教育改革的内容。并综合上述材料，分析北宋兴学与蔡元培教育改革成效有限的共同原因。
材料 唐代后期，一批理财型官员密集出现。安史之乱以后，内外战争不断，政府开支大增。鉴于“寇盗未戢，关东漕运，宜有倚办”，朝廷以户部侍郎刘晏为度支盐铁转运使，“盐铁兼漕运，自晏始也”。刘晏主持理财工作近20年，不额外征发丁男，不过分劳扰郡县，借助商人活动和市场作用，革除国家财政工作的积弊，效果显著。盐铁使第五琦负责理财时，因“国用未足”而铸钱，并创立盐法，取得“人不加赋，所入仍旧”的成效。及杨炎当政，视财赋为国家的根本、民生的关键，遂推行两税法，在“赋不加敛”的前提下，保证了财政收入，稳定了政治局面，巩固了政权基础。这一系列举措为后世所借鉴，影响深远。此后直至晚清，唐代理财型官员仍常为后人所称道。
——摘编自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理财型官员密集出现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王安石变法的宗旨，分析唐代理财型官员为后人称道的原因。
材料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任大理寺丞上书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两年后，范仲淹《上相府书》，提出同样的建议，但未被采纳。庆历初年，宋仁宗迫于形势，责成参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意见。范仲淹在杜行、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支持下，于庆历三年（1043年）向仁宗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一是“明黜陟”，改变过去官吏只要无大过失就照例升迁的做法；二是“抑侥幸”，改变恩荫之滥以减少官员数量；三是“精贡举”，改革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具有真才实学的官员；四是“择官长”，根据政绩选择地方长官，罢免老病和不称职者；五是“均公田"；六是“厚农桑”：七是“修武备”；八是“减徭役”；九是“覃恩信”；十是“重命令”。“新政”推行仅一年左右，范仲淹、富弼等人就被迫离开朝廷，已颁布的改革法令也相继被取消。
——摘编自朱绍侯等主编《中国古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庆历新政”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庆历新政”改革的特点及其被取消的原因。
材料 北宋中期，为抵御北方民族的南侯，加大“养兵”。神宗即位之后，“忿流弊之积委，闭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强兵富国之计”，决定改革。当时各州、府，除了征收正常田赋外，还有以“贡品”名义征收的各种物资，都由各民户分担。不论年成丰歉，也不问京城各种物资的供需情况，各仓库的库存情况，都不能轻易更换或减少，要按规定运送到京城进贡。当年成差时，百姓只得高价购买以上供。当库存多时，府库多余物资只得出售，而大商人又乘机操纵市场，官府和上贡的民户都深受其害。为解决这一弊端，王安石推行“均输法”，根据当地每年应当上供的数目、首都每年的用度及库存物资的数量之间的综合关系，本着“徙责就贱、用近易远”（就贱、就近）的原则进行购买，以“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而制其有无，以便转输”。实施后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
——摘编自陈振《宋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实行均输法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王安石均输法改革的作用。
材料 北宋中期面临两大难题：一贫，国库年年赤字；二弱，十战九败，岁岁输钱帛于辽夏。解决这两大问题，必须变法革新。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拉开变法序幕。改革“以择术为始”，确立经世务实的新经术治国思想。富国强兵是新法根本，为此，他以“变风俗，立法度”为突破口，用法治推进改革。在定制度、立法度的决策上，他继承儒家德治、吸收法家长处，确立“以中人为制”的决策模式，按中人（多数人）的标准制定法令制度，坚决反对垄断，极力抑制兼并。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先易后难、步步深入，改革取得明显成效。1074年，吕惠卿接替参知政事，打击改革派，改革最终失败。
——摘编自《王安石变法始末》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改革的原因，并指出其改革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王安石的改革思想。
材料 某同学为研究“王安石变法”搜集的相关史料
人物 | 概况 | 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 史料来源 |
司马光 | 1019—1086年，尚书左仆射 | 更乱旧章，兴害除利，舍是取非……（乃至）病民伤国 | 司马光 |
朱熹 | 1130—1200年，理学家 | 离内外、判心迹，使道常无用于天下……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宁过于予民，不可过于取民……荆公才作参政第二日，便专措置理财，编制回易库，以笼天下之利 | 朱熹《朱文公文集》 |
何乔新 | 1427—1502年，刑部尚书 | 安石之意，盖以欲行王政，当先致富强。而宋之中叶，帑藏耗竭，兵卫寡弱，不足以有为也，于是以其所学于古者，而施于政，凡可以富国强兵者无不为…… | 何乔新 《椒邱文集》 |
胡居仁 | 1434—1484年，思想家 | 王介甫保甲法非不善，但小人为官，虑害百姓，训练频数，有违农时，骚然成扰，民不堪苦，若得人行之，因农隙田狩以讲武事，有何不可 | 胡居仁 《居业录》 |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朝士人对王安石变法认识发生变化的原因。
材料 唐至北宋前期，官府轮差乡户承担州县与乡村的基层政务，被称为“职役”。至宋前期，职役已成为困扰地方社会与宋朝基层统治的严重问题。雇役法于熙宁四年（1071）正式推行至全国，其主要内容是政府向乡间主户征收“役钱”雇佣自愿代役之人，代替乡户承当职役义务，同时还以役钱支付吏禄。宋神宗、王安石等坚持将役钱作为地方财用的基本定位，州县对役钱的起征点与计征依据的权限尤其突出，中央通过仲裁、赏罚与推广地方经验等方式，来维持对地方行为的适度调控与引导。地方官府在确定役钱“立额”时，除了雇值等必要支出之外，差役期乡差役人的隐性支出转变为财政显性支出，所增加的地方州县费用，以及役钱计征本身所造成的行政开支，也都被纳入其中。元丰元年（1078），朝廷还专门下诏规定不可移用役钱。元祐元年（1086），朝廷以恢复差役法为名，剥夺了全国州县地方对于役钱与坊场钱的处置权。
——摘编自黄敏捷《北宋熙丰时期的役钱征收与地方权限－兼评雇役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雇役法实施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北宋雇役法。
材料一1069年宋朝为指导变法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统筹财政。同年4月，遣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11月，颁农田水利条约。次年，颁布募役法，将原来按户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交纳一定数量的钱，官僚地主也不例外。1071年，颁布方田均税法，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并将土地按土质的好坏分为五等，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
材料二1861年1月11日，奕䜣上奏《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洋务运动开展。19世纪60年代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大力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效仿西方进行军工生产。至甲午战争爆发前，洋务派共创建了二十一家军工企业，机器局遍及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陕西、台湾等省。1890年，张之洞创办了汉阳铁厂，1893年9月建成投产，至辛亥革命前，有炼铁炉3座，炼钢炉6座，年产生铁约8万吨，钢近4万吨，钢轨2万余吨。
材料三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上谕：“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4月，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成立，筹划推行新政。1903年9月，清政府设立商部，随后颁行了《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工商业规章和奖励实业办法，倡导官商创办工商企业。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经营工商业的顾虑，也有利于约束地方官府的勒索。1905年后，每年新投资的商办企业资本在1500万元以上。
(1)对比材料一、二中两次经济变革内容的侧重点有何不同，并结合时代背景，分析侧重点不同的原因。
(2)结合所学，评析材料三中的经济变革。
材料 历史现象有时非常有趣，我们现在都说王安石变法，如果不提宋神宗的话，一般大家可能会把宋神宗给忽略掉。这其实是因为南宋以后，人们对王安石变法基本上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他祸国殃民,导致了北宋的灭亡。但王安石改革是经过宋神宗批准的，而中国政治文化中,皇帝是不可能犯错的，所以就需要将皇帝与王安石切割开，把责任都推给王安石。虽然王安石确实是这次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但在君主集权体制下，毫无疑问宋神宗才是处于决定性地位的主导者。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所以神宗对自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有一种焦虑感。为了证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正统性，加强君主专制，宋神宗需要借助一股力量去对抗士大夫的权力。宋神宗有很大的抱负，想要富国强兵，进而收复燕云，但在当时的大臣中，只有王安石支持他。从南宋起，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基本上都处于负面的状态。到了晚清，梁启超第一次用现代理念对王安石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对王安石变法给予积极的评价。改革开放以后，受民主思潮和民本思想的影响，发现王安石变法也损害了下层民众的利益，一些宋史学者提出了否定的、商榷性的意见。在80年代后的宋史学界，这种争论几乎成为一种常态。
——摘编自虞云国、张钰翰《去符号：还原真实的王安石》
(1)据材料，分析宋神宗“被忽略掉”及其主导变法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不同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总体评价并简要概括其理由。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
(1)据材料概括说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上认识产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