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清时期，内向化演进模式的形式及其经济停滞状态出现。而究其原因则为在经济总量增加的同时，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经济发展速度，导致人均经济量值的停滞和下降。其中，江南地区农业精耕细作，亩产达到四五百斤；亩产的提高主要在于亩均劳动量投入的增加。由于地少人多，其生产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缩小，小生产的模式日趋强化。手工业在技术分工等方面有所进化，但生产动力、生产机械与宋元比较没有大的改进。传统商业经营的商品非主要生活用品，更少生产资料，所谓“其货纤靡，其人善贾”，这种商品流通、市场交换仅是自然经济的调节和补充，其运作能量和运作方式不具备现代市场的内在张力。在经营商业是“末富”政策环境中，商人的正常经济活动常受到政府的“超经济强制”的干预，商业活动的最大风险不是来自市场，而是官府的“留难”。商人的政治地位低下，自然财产也得不到法律保护。明清时期，中国外贸主要有官方朝贡贸易、公行贸易和“非法”的私人贸易，这一时期的贸易与唐宋相比，其外贸的比重和对外开放程度均不及，出现了明显的倒退。

——摘编自樊卫国《论明清经济演进的内向化倾向》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借助于传统水路和现代铁路，与沿海、沿江各通商口岸实施对接，从而逐步发展起了以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近代外向型经济。毋庸讳言的是，由于中原并不直接面海临江，所以，各通商口岸对它的经济辐射，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因为各通商口岸的进出口业务，总是先在沿海、沿江省区展开，稍后才会逐渐延展到内陆的某些区域。从当时各口岸的海关贸易报告和贸易统计中相关资料的多少和数值的大小上，也可以感受到内陆和沿海、沿江省区之间，经济外向化进程上的这一差距。在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后，利用中国沿海最大对外贸易港的区位优势，通过其他通商口岸的中转作用，将其经济辐射的范围，逐步从长江三角洲地区，向整个长江流域和北方地区扩展。而汉口开埠后，各种洋货便经汉水支流小王唐、白河流域销往到此，而这一地区的土特产品，也经水运销往汉口和国际市场。

——摘编自吴俊范《近代中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

材料一 宋代的经济、文化发达，手工业和商业空前繁荣，古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高度的发展，反映在出版事业上，就是图书出版业的繁荣。宋代的书籍装订，已由卷轴形式过渡到装订成册的册叶形式且已经十分完备，并普遍推广全国各地。宋代出版的书籍种类繁多，数量很大。不仅经、史、子、集四部皆备，农、桑、医、算等专著以及法律、地理、建筑等类书籍大量出版，卷帙浩繁的佛藏、道藏多次上版刻印，而且还出版了数以千卷计的大型类书。刻书机构遍及各地，不仅中央政府设有专门的刻书机构如国子监、崇文院，而且地方政府也都刻印大量书籍，同时私人也纷纷刻书，出现了大量私人开设的书铺刻书出售。虽然这时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但宋代书籍大都仍采用雕版印刷，这些书不仅印制精美，富有艺术性外，而且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因为它们是很多书籍的祖本，自然成为研究历史和其他考据的早期版本依据。

——摘编自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

材料二 鸦片战争之后，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凸版印刷术、平板印刷术以及凹版印刷术使得我国的印刷技术实现了从手工到机械的跨越。出版物也由之前的以线装为主逐步演化到平装、精装为主的图书形制。中国的传统出版向来是以经史子集为主体，随着鸦片战争后国门被迫打开，中西方的接触也日渐频繁，中国的有志之士开始广泛地了解和移植西方文化思想，并翻译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图书，这就使得中国的出版物内容加入了新鲜的血液，各种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新学科随之出现。另外出版观念的变革以及出版机构和管理的革新，都曾为中国传统出版向近代出版的转变添砖加瓦。

——摘编自陈力《中国图书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