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紧逼，明清两朝统治者从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首先，加强对西方国家的防范，“立中外之大防”。明朝加强沿海地区防守，“苹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整顿海防官兵，日夜操训；清廷对西方来华商船作出限制性规定，西方商船进入黄埔港，须将所带炮械交出，所带之护货兵不得擅自进入各海口等。其次，限制对外贸易区域。自明初以来，中央政府为便于有效管理朝贡事务，划定不同口岸，规定入明朝贡的外国人员在各自划定口岸登陆。清朝在1757年宣布关闭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的西洋贸易，只保留粤海关通商。“限关”的同时，明朝中后期、清朝中前期，政府为应对海陆边境贸易需求，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政策。18世纪的广州成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此外，明清统治者对西洋科技和文化，采取“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态度。康熙晚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这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冲突。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材料二   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传统中外关系格局。《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帝谕令将五口通商贸易章程向各国颁发，“以示怀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不断勒索，使清政府感到怀柔之道难以适应条约关系；与此同时，随着西方的国际法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准则等从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清朝大吏们逐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清政府明确表示：“查中外时势，有难有易，且亦各有国体及自主之权。如时势可行，及无碍国体政权者，中国原有自主变通之法。”其后，清政府有意识地在新订条约中消削或限制此前已被列强所握取的特权。甲午战争后，日本企图凭借强权订立新的商约，由此获得与西方国家同等特权地位，对此清廷降旨强调，“凡此次所许利益，皆不使溢出泰西各国之外，庶可保我利权”,最终日方方案共40款，中方删改达31款之多。经过庚子事变，清政府的修约意识更为清晰，除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筹划纳入条约外，清政府还就修改经济特权作了筹议。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