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近代以前的传统中国是一个自以为世界中心的封闭体系，其基于“天下共主”理念的中央王朝，都把自己凌驾于万邦之上，而把周边地区的国家和部族视为“藩属”或“夷狄”。这些藩属国必须按时向中央王朝“进贡”，得到本朝天子的“册封”后，才能取得合法统治地位。这样就形成了一种以中央王朝为中心，以四夷为外服，以“朝贡”为理想图式的“华夷秩序”。美籍历史学家徐中约认为“儒家意识的天下一统帝国，传统上不维持任何西方所理解的平等外交关系；也不承认有任何对外事务，只认为有藩务、夷务或商务”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近代以来，经过长期的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中国政府在被动应付中寻求主动，从探索性地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又经过清末十年基于“外务部”的外交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传统体制的残迹，为民国外交体制奠定了基础”，终于形成了基本上符合国际外交通例的近代化的中国外交体制。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成立，改变了中国的行政模式，完成了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形式需求，但中国的分裂状态与国际地位并未发生实质性转变，致使这种近代化的转型还远远不能完成。

——摘编自王承庆《中国外交体制的建立与近代化转型》

材料一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木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同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李鸿章1874年《筹议海防折》

材料二   在海防问题上，郑观应认为“枪炮器械宜精也，不精则彼利我钝；轮船、火车、电报宜兴也，不兴则彼速而我迟”。“徒以分省设防画疆而守，遇有事变拨调他省师舰以为接济，而号令不齐，医械不一。平日既无统属之分，临进难收臂指之效”。他还认为中国建立的海军的目的在于“卫商民，收防海之实用”，“张国威，护华商”。而发展工商业又为建立海防提供了物质保证，他说：“非富不能图强，非强不能保富，富与强实相维也”。

——摘编自《中国近代海防思想史论》

材料一   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於小夷也。……据英人地理全志稽之，我中华幅员八倍於俄，十倍於米，百倍於法，二百倍於英，地之大如是。五洲之内，日用百需，无求於他国而自足者，独有一中华。……而今顾腼然屈於四国之下者，则非天时、地利、物产之不如也，人实不如耳。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61年）

材料二   晚清时期的中国所匮乏的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和政治形式，因此梁启超所致力建构的是一种以国民共同体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国家者，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也。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因为国民的独立自由是国家独立自由的前提，所以梁氏的民族主义既是自由民主的，肯定人的基本权利和法律自由，也是共和主义的，强调国民拥有参与政治的权利，“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

——摘编自许纪霖《家国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