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清前期直到清咸丰元年（1851年）基本沿袭明朝财政管理体制。这种局面在太平天国运动中被打破。巨额的军费使本已困难的财政雪上加霜，清中央政府无力支撑新兴的湘、淮军队，只好令其“就地筹饷”，承认了地方的征税权、制定税收政策权。各督抚乘机扩大自身权力，借口军务，截留丁漕各款供本省军需，用后也不上报户部，使奏销制度名存实亡。京饷拨解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为保证中央财政收入，清咸丰帝下旨各省以“所有该部岁拨京饷，著准其本年为始，归入冬拨案内，与各直省协拨兵饷一律的拨”，即督抚每年向中央缴纳规定数量的白银。这次政策调整等于默认了地方官员自行筹款的权力，也无力要求他们继续服从户部指挥。

——摘编自田牛《1840—1860年清政府财政分散对近代化影响问题研究》

材料二   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我解放区的财经工作一直是处于分散管理状态。各解放区自有货币，自管收支，中央只做统一政策领导。这种分散管理的办法，在解放区被分割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全国解放后财经工作必须从基本上的分散管理前进到基本上的统一管理原则，否则，收支机关就会脱节，国家财政收支就不可能平衡，金融物价就会继续波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就难以正常进行。1950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经济会议，认真研究了全国财政收支、贸易、粮食、金融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财政经济工作进入了由分散到基本集中统一的新时期。

——摘编自陈原、宋文庆《新中国成立初期稳定物价、统一财经的重大决策》

材料   1950年3月，在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的同时，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保证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对在军政、财经各部门工作的党员和非党人员进行解释，准备承受一时的困难，保证政务院决定迅速、全部实现。共产党员和各级干部以高度的纪律性，严格执行《决定》的各项内容。从1950年3月到6月，中共中央基本完成了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的各项任务。税收制度统一起来，以往各地税法、税目、税率不一致，负担不平衡并因此而影响物资交流的现象已基本扭转，在支出方面全国军政人员编制已初步统一，以前随意扩充机构、增加人员的现象已基本制止。

——摘编自吴承明、董志凯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