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55年10月，在日本举行中国商品展览会前夕，展览会广告登上了日本主流媒体《读卖新闻》（见上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日本主流媒体出现的首条中国广告，约占1/4版面，十分吸引眼球。

广告上大字标注“东京中国见本市（东京中国商品展览会）”，标题上方的文字强调“初次向日本民众展示，新中国产业文化展”。这条广告注明，“免费入场，欢迎参观，免费放映断到中国电影”，并列举了15家参加展览会的中国公司，广告还介绍了展览的主要产品品类：第一类是日本工业原料所需的中国矿产品，包括煤炭、铁矿石、盐等；第二类是与日本家庭密切相关的中国农产品，包括大米、大豆、植物油以及相关农产品加工品；第三类是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重工业品，包括机械、金属、冶金产品、化工产品；第四类是中国各种轻工业品，包括针织品、文具、日用百货、酒、烟、皮革、毛皮；第五类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手工艺品，包括地毯、刺绣品、玉器、象牙制品、雕刻品、陶器、瓷器、服饰品、漆器。

——摘编自赵新利《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品牌对外传播研究（1949～1965）》

材料一   1954年12月1日，缅甸总统吴努在访华时对毛泽东说：“很坦率地说，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地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苏加佐·维约普拉诺托在1957年初回国述职时向记者畅谈他在中国的观感时说：“我跟中国最贴近的邻国，如印度、缅甸、尼泊尔、越南、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等国的大使们经常接触，到了今天，他们已经完全理解了中国和平政策的本质，为此对中国完全不再有任何顾虑。我们印度尼西亚在邻国中是距离最远的一个。却要神经过敏地担忧，那岂不是大笑话！”

——摘编自孙泽学、常清煜《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平共处外交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材料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和推动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10+1）对话、东盟与中日韩（10+3）合作，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推动构建中国—东盟自贸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积极参与亚欧会议，作为观察员参加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主持东亚自贸区可行性研究，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等。周边地区的多样性决定了区域合作的多层次和多形式特征。中国通过机制化的平台更能拉近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创建了以合作发展为导向的新型关系，上海合作组织旨在共同推动新型地区关系与地区发展进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指引下，中国在推动区域合作的过程中力求发挥引领而不主导的建设性作用。

——摘编自张蕴岭《新形势下推动构建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

材料一   1954年4月参加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对美国迫害、监禁、扣留要求回国的中国留学生的行为进行了控诉，并选择了钱学森、汪良能等人的具体事例作为证据。因为美方认为钱学森对美国的国防安全构成了重大的潜在威胁，所以不肯放钱学森回国，也不愿意大规模地允许其他中国留学生回国。经过多年的外交博弈，双方在1955年9月最终达成《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就双方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的声明》。9月17日，被美国政府扣留长达5年的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才正式踏上了归途。

——摘编自荣正通、胡礼忠《中美日内瓦会谈与钱学森回国》

材料二   还有不到一星期，尼克松总统就要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杯接着一杯地喝茶，对于他究竟为什么要来这里去做一番解释。今天，俄国成了头号帝国主义。同时，美国又陷入了一大堆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情况使得美帝国主义出于它自己的理由谋求在外交上对北京打开一个口子，中国人现在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了。

——摘编自英国《卫报》1972年2月17日

材料   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国外记者普遍反响良好，仅有个别怀有偏见的人提出，片中有国庆阅兵的镜头，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听到议论后说：即便是个别看法，也值得注意，再请他们看一部越剧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

正式放映之前，代表团在旅馆里先行放映，但放映不久很多观众便鱼贯而出。工作人员觉得让外国人看这部电影，简直是“对牛弹琴”。不得已，他们将剧情和唱段写成了一本十多页的说明书，准备译成外文，发给外国记者。不料，这一做法却被周恩来批评，他说：“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随后，周恩来提议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有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放映结束后，观众纷纷发表观感，普遍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一位美国记者突然悟出一个道理：中国现在不要战争，要工业化。一位美国教授不请自来，看后要求购买拷贝，并说应当把电影拿到好莱坞去放映。

——摘编自姚遥《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建构现代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材料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美国国内要求政府救回侨民与战俘的民众很多，他们对政府的不作为政策非常不满。为此，美国请求当时在日内瓦开会的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向中国代表团说明，美方准备在中国留美学生、学者出境问题上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换取美国侨民的遣返。于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双方进行了四次大使级会谈、两次领事级会谈。双方会谈的具体成果，除双方互换已知侨民和战俘名单，请求查找下落之外，中国方面允许6名美国侨民出境，而美方答应交出15名可以离境的中国留学生名单。但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中美双方“在没有正式外交途径的情况下打开了一条表达意见的通道”。尽管美国一再强调此类接触不涉及外交承认，但美国首先向中国发出外交谈判的讯息就表明它的对华政策并非如其宣称的那样坚如磐石，在双方存在重叠利益，需要双方谈判并作出一定的妥协的情况下，美国与中国一样不会放弃这种已建立起来的接触渠道。对中国来说，日内瓦会议除了展示新中国的外交力量之外，也增长了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打交道的外交经验。

——摘编自王娟娟《接触与对话：日内瓦会议期间中美关系的现实选择》

材料一     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美、英、德、法等国共同组成的“多极”格局终结。1947年，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欧洲复兴计划”，企图通过向西欧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加重控制西欧的筹码，同时扩大美国商品出口。苏联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加强苏东地区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二战后，关贸总协定、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协调机制建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往来迅猛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政治与经济独立性和平等性增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逐渐密切。但是由于“冷战”格局的确立与延续，世界市场长期被分割为“两个平行市场”。

——摘编自程伟主编《世界经济十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除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外，瑞典、丹麦、瑞士、芬兰也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和贸易关系。但西方多数国家追随美国实行“禁运政策”。1952年4月，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同与会国工商界人士广泛接触，探讨发展贸易，同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工商团体和企业签订了贸易协议。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同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与会人士商谈了建立贸易关系问题。随后，中英互动取得积极成果，引起西欧震动。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的工商界代表到日内瓦同中国贸易代表商谈发展贸易问题。会后，法国、瑞士、挪威等国工商界代表访华。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的企业或团体签订了民间贸易协议和合同。中国外贸呈现出积极发展态势。下表所示是1950一1955年中国对外贸易情况。

注：表中单位为亿元人民币，数据源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等

——摘编自《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等

材料一   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美国侵略者不愿正视亚洲的现实，他们还在妄图保持殖民国家在亚洲的特权，还以为现在和19世纪没有什么两样，以为亚洲各国人民仍旧可以继续作为殖民者剥削和奴役的对象。为了实现这条路线，美国侵略者阴谋破坏日内瓦会议，策动组织东南亚的军事侵略集团；他们还在对其主要盟国施加压力，迫使亚洲各国接受美国的计划，因为连其主要盟国，也对美国的这种冒险政策表示顾虑。

——摘编自艾纳《美国殖民主义在亚洲》

材料二   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提出了解决亚洲问题唯一合理的途径，这条途径必须以承认亚洲各国人民的自由、独立与主权等基本权利为基础。被视为日内瓦会议五大国之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会议上的一言一动，都被与会各国关注着。在开会的时候，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它们的代表发言时，并没有多少人在听，有的在看报，有的在办别的事情，有的在打瞌睡，有的连（同声传译）耳机都不戴上。可是，当中国代表发言时，他们全都把耳机戴上，聚精会神地倾听着。其实，新中国的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不仅是会议厅中的全体人们在倾听着，全世界的人们也在倾听着。

——摘编自福英《谈日内瓦会议》

材料   在20世纪以来众多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件中，哪些事件可以称之为民族复兴史上的伟大事件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的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1）事件本身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对民族复兴的“指标性”作用。

（2）事件的意义应是整个民族“公认”的，符合中华民族的民族史观，是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海外华人在内的整个民族的“共识”。

——摘编自刘庆楚《民族复兴史上的三大历史“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