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1957年2月，赫鲁晓夫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赫鲁晓夫逐渐又把权力收回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摘编自《赫鲁晓夫工业方面的改革》

材料二   国有企业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推进。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激励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另一方面，为保证激励和约束的依据的真实性，大部分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国有企业稳步改革》

材料一   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个人副业的措施，主要包括：先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定额，最后废除针对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度。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80%，等等。有人称之为一种使私人生产受益的“新经济政策”。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在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指出：苏联“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在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此后，逐步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

——摘编自陆南泉《苏联经济发展史简论与启示》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各级供销合作社大力宣传并帮助社队逐步组织起各项副业生产。江苏淮安农村供销合作社为配合农村的合作化高潮，从南通等地引进优食兔种，发放各地饲养；洪泽县成为江苏省长毛兔的基地县。就水果生产来说，广东省采取发放预购定金的办法解决农户生产资金短缺的困难。从1951年开始即组织农业技术队伍深入产区举办现场水果防治病虫害等技术训练班。1956-1958年，除每年安排水果生产专项化肥1万吨以外，省供销社还临时增拨化肥1580吨。各农村基层社一般设有综合收购门市部，除在门市部坐店收购外，还采取开物资交流会约时定点摆货摊、走村串寨、送货下乡、送货上门和利用代购代销员等方式进行收购，解决农副产品滞销问题。

——摘编自李攀《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

材料一   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采取重大措施，对农业实施改革。1953年下半年，苏共中央通过一系列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的决议；195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又提出大规模开垦荒地的决定。以这两项措施的出台为标志，赫鲁晓夫启动了苏联农业的改革，农业成为赫鲁晓夫改革的突破口。1958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决定对农产品的采购制度和采购价格进行全面改革。取消现行的义务交售制，改成统一的国家采购形式，并提高收购价格以给农民增加收益。赫鲁晓夫还注意给集体农庄放权以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但是由于急于求成，且赫鲁晓夫在全国盲目大搞种植玉米运动和垦荒运动，破坏了农业发展，农业改革成效不大。

—摘编自张喜德、蔡丹《赫鲁晓夫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启示》

材料二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为适应工业化需要，在1953——1956年间通过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合作经济的途径，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济改革。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群众动员，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获得了广大农民的认同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53年12月通过《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根据中国农村的特点，采取了典型示范、分类指导、逐步过渡的办法，合作化运动发展得很顺利。到1955年底，全国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7万个。这段时期，在实践中遵循了自愿互助的原则，利用互助协作的力量来发展生产力，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普遍拥护，农村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合作化运动取得了显著成效。

——摘编自李伟民《金融大辞典》

材料 为了扭转苏联农业长期的落后状况，赫鲁晓夫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来刺激农业的发展。1953年、1954年和1955年的农业投资在国家整个投资中所占比重分别为15.5%、19.6%和23.5%，1959年与1952年相比，农产品平均价格提高了两倍。为了扩大谷物生产，赫鲁晓夫提出开垦荒地的办法。1954～1956年，苏联开垦了近3600万公顷生荒地和熟荒地，1956年垦区收获了6300万吨粮食，占当年国家粮食产量的一半以上。60年代初，由于垦殖方法不当，垦荒区风沙侵蚀日益严重，几十万公顷新开垦的土地被破坏。1962年，苏联自留地虽仅占全部耕地的3%，却生产了肉类产品的44%，牛奶的45%，蛋类的76%，蔬菜的42%。1958年2月，苏联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集体农庄制度和改组机器拖拉机站的决议》，决定将拖拉机等农业机器卖给集体农庄，并将机器拖拉机站改组为机器修配站。该项措施受到了农民们的广泛欢迎，但是匆忙的做法，使得改革产生许多不良后果：大笔资金支出打乱了农庄的正常发展进程；由于缺乏经过正规训练的技术员，大批机器被闲置了。

——摘编自高成兴《战后苏联经济》

材料一   明清各时期农民平均生活水平估算

——摘自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

材料二   因粮食和食品供应困难，1962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宣布提高食品零售价格，引起社会激烈的反应。为避免社会不满情绪升级，赫鲁晓夫被迫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70年代，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由于苏联外汇不足，苏联政府便不断抛售黄金，并动用外汇储备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向西方大举借债以支付购粮款；…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其著作中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一些现象：“商店里的食品越来越少，尤其是肉类和奶制品。后来，植物油、面包和大米突然间变得短缺起来。在1962-1963年，许多州的大部分食品实行凭票供应。“号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声音此伏彼起…所有这一切最后换来的是大失望、共产主义信念危机、冷酷无情、厚颜无耻和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

——摘编自黄立茀《粮食供应危机与苏联剧变》

材料   国家领导人的公开发言往往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

材料一   首先，力量对比的变化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前提条件，……二战后，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相继建立，使社会主义形成世界范围的体系，达到了世界领土的26%和人口的35%。第三世界爱好和平的中立和不结盟国家的成长壮大，使社会主义阵营在反对新战争和维护世界和平方面有了可靠的同盟军，国际舞台上开始出现由欧亚两洲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广大的“和平地区”。

其次，苏联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是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理论的客观依据。苏联的第五个五年计划提前8个月完成……农业前景同样使人感到乐观……苏联军事力量也有明显增长，在核武装及共运载工具上的进展使苏联“掌握了抵制战争力量的东西。”

第三、武器的破坏力使核时代的和平共处有了更为迫切的必要性，它使人们重新思考把战争作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的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强调防止战争及和平共处具有明显的人道主义性质。和平共处对人类命运和各国人民生命财产的关注使之有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

——梁智华《论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理论与实践》

材料二   苏联剧变的根本性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也就是说，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经走不下去了，已走入了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对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些领袖人物。……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历史条件下逐步形成的，后来不断巩固与发展，二战后还推行到东欧各国。在1933年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后，苏联在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里利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保证了经济高速发展，在其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时，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本上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模式的弊端也在发展，矛盾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离科学社会主义越来越远。

——陆南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和中国应吸取的教训》

材料一   面对社会经济危机，企业界对国家管制经济活动的种种“清规戒律”尤为不满，于是他们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变革。资本家感到过多的国家干预存在大量弊病，如弱化市场机制，不利于追求利润。20世纪70年代，美国卡特政府取消部分经济管制，开始了政策的初步调整，英国等国也有类似举动。经济理论方面，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崛起，其抛弃凯恩斯主义，重新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政治理论方面，保守主义思想盛行，强调个人自由和传统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理论席卷西方，认为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政策低效而危险，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摘编自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

材料二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部分企业实行“扩权”试点，这一由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管理体制改革被称作“新经济体制”。所谓新经济体制，是试图在坚持中央计划经济框架的前提下，适度改变对企业管得过死的状况，通过以“利润”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制度，它使企业在产品的供销和人员编制等方面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并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减少亏损。在推行新经济体制的一段时间内，苏联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劳动生产率比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提高了2.2%，在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持平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了1.6%。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层总体上思想观念趋于保守，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后即停止了改革。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