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1953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发展个人副业的措施，主要包括：先降低庄员、职工向国家义务交售的定额，最后废除针对个人副业的义务交售制度。使个人副业的税率降低80%，等等。有人称之为一种使私人生产受益的“新经济政策”。1958年，苏联农业丰收。在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赫鲁晓夫指出：苏联“在短期内克服了农业生产的落后状态”。“在经济方面最强大的集体农庄目前就已经能够满足集体农庄庄员个人对马铃薯、蔬菜，甚至是牛奶的需要。个人副业“将逐渐失去它的意义”。此后，逐步禁止城市公民个人饲养牲畜。

——摘编自陆南泉《苏联经济发展史简论与启示》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各级供销合作社大力宣传并帮助社队逐步组织起各项副业生产。江苏淮安农村供销合作社为配合农村的合作化高潮，从南通等地引进优食兔种，发放各地饲养；洪泽县成为江苏省长毛兔的基地县。就水果生产来说，广东省采取发放预购定金的办法解决农户生产资金短缺的困难。从1951年开始即组织农业技术队伍深入产区举办现场水果防治病虫害等技术训练班。1956-1958年，除每年安排水果生产专项化肥1万吨以外，省供销社还临时增拨化肥1580吨。各农村基层社一般设有综合收购门市部，除在门市部坐店收购外，还采取开物资交流会约时定点摆货摊、走村串寨、送货下乡、送货上门和利用代购代销员等方式进行收购，解决农副产品滞销问题。

——摘编自李攀《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

材料一   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帮助苏联实现了有效的宏观经济规划和调控，有效地集中有限的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严重抑制了企业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低下。备战型的发展模式，导致苏联一味追求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发展，忽略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虽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但实际上却导致了苏联国民经济内部产业发展严重失衡，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摘编自刘玮换《浅谈斯大林模式》

材料二   二战结束后，虽然人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来重建家园，但战争的胜利却向苏共高层证明了工业化和集体化的正确性，与美国的军备竞赛则又强化了这种体制。至赫鲁晓夫时虽然全盘否定了"斯大林"，但在改革中却一只脚迈向了民主，另一只脚又陷入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泥潭。而勃列日涅夫一边进行积极的经济改革，一边不断加强党政集中领导制、干部领导终身任职制等，个人集权和特权思想逐渐泛滥。至戈尔巴乔夫时期，强大的阻碍机制致使经济改革举步维艰，并最终使其转向政治领域，加速了苏联剧变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陆南泉《对苏联改革历史的回顾与再思考》

材料一   1936年，中央直属企业的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90%。从一个小别针到巨型发电机的生产都要受国家计划委员会控制，受政府有关部、局的领导。1957年2月，赫鲁晓夫要求把工业和建筑业的日常领导工作从中央转到地方。最高苏维埃于5月决定撤销25个中央部和113个加盟共和国的部，只留下航空、无线电、造船、化学、中型机械等几个中央部。赫鲁晓夫认为，放松中央控制会推动生产发展。中央统一管理被削弱后，各地滋生了严重的本位主义，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扯皮。赫鲁晓夫逐渐又把权力收回中央。他先是合并地区国民经济委员会，最后又成立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后来又出现了各类工业部门的全国性委员会。结果，到1963年时，管理工业的机构不仅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有所精简，反而扩大了二三倍。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改革没有取得积极成果。

——摘编自《赫鲁晓夫工业方面的改革》

材料二   国有企业改革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向前推进。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先后对国有企业实行扩权让利、承包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方面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对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改善和推进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国有企业的活力有所增强，对宏观经济环境和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逐步提高。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80年代的基础上朝着转换机制、政企分开、制度创新、战略调整的方向迈进。在对国有企业经营者实行激励的同时，国家还加强了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一方面，国家对一些重点企业实行了稽察特派员制度，加强了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另一方面，为保证激励和约束的依据的真实性，大部分地区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了会计委派制。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国有企业稳步改革》

材料一   面对社会经济危机，企业界对国家管制经济活动的种种“清规戒律”尤为不满，于是他们构成了强大的政治力量，要求变革。资本家感到过多的国家干预存在大量弊病，如弱化市场机制，不利于追求利润。20世纪70年代，美国卡特政府取消部分经济管制，开始了政策的初步调整，英国等国也有类似举动。经济理论方面，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崛起，其抛弃凯恩斯主义，重新强调市场机制和自由企业制度；政治理论方面，保守主义思想盛行，强调个人自由和传统价值观。新自由主义理论席卷西方，认为大规模的国家干预政策低效而危险，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摘编自齐世荣、廖学盛主编《20世纪的历史巨变》

材料二   勃列日涅夫政权对部分企业实行“扩权”试点，这一由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主持的管理体制改革被称作“新经济体制”。所谓新经济体制，是试图在坚持中央计划经济框架的前提下，适度改变对企业管得过死的状况，通过以“利润”指标为核心的考核制度，它使企业在产品的供销和人员编制等方面获得一定的自主权，并促使企业加强经济核算，减少亏损。在推行新经济体制的一段时间内，苏联工业发展的经济效益有所提高，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劳动生产率比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提高了2.2%，在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率持平的情况下，国民收入增长率提高了1.6%。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领导层总体上思想观念趋于保守，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后即停止了改革。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

材料一   明清各时期农民平均生活水平估算

——摘自郭松义《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

材料二   因粮食和食品供应困难，1962年5月31日苏联政府宣布提高食品零售价格，引起社会激烈的反应。为避免社会不满情绪升级，赫鲁晓夫被迫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70年代，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由于苏联外汇不足，苏联政府便不断抛售黄金，并动用外汇储备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向西方大举借债以支付购粮款；…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其著作中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一些现象：“商店里的食品越来越少，尤其是肉类和奶制品。后来，植物油、面包和大米突然间变得短缺起来。在1962-1963年，许多州的大部分食品实行凭票供应。“号召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的声音此伏彼起…所有这一切最后换来的是大失望、共产主义信念危机、冷酷无情、厚颜无耻和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

——摘编自黄立茀《粮食供应危机与苏联剧变》

材料一   福建是玉米最初的传入地之一。福建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有限的沿海平原地带早已被开垦殆尽，人们在生存压力下不断涌向山区。山区自然条件复杂，人们在通过梯田等形式争取更多土地利用空间的同时，也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的方式。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地无闲隙的土地利用特征，为玉米进入增加了竞争难度。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玉米在福建本土虽没有成为优势作物，却凭借福建移民在湘赣、川陕等地山区获得了绝对优势。江西境内以闽粤为主的移民以维持生存为目的而种植的玉米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进程，并通过人口的进一步流动，将玉米从江西传入湖广、贵州等地。

——摘编自韩茂莉《玉米种子如何传遍全中国》

材料二   1953年9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式提出了应该大面积播种玉米的倡议。在赫鲁晓夫看来，解决苏联农业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发展畜牧业，而“畜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足够的粮食”，大规模种植玉米无疑是解决该问题的捷径。自1954年至1962年，苏联玉米播种面积从430万公顷扩大到3700万公顷。扩种玉米对发展畜牧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高寒的西伯利亚不适宜玉米的生长，产量很低，不少地方一无所获。玉米播种面积的扩大影响了小麦生产，破坏了传统的牧草生产，造成粮食减产、饲料不足。在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下，“玉米运动”逐渐低落下去。

——摘编自孔凡方《赫鲁晓夫与“玉米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