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咸同时期，开明士大夫积极推动的国防近代化，在军工、海防、陆军等层面逐步从浅显而深化，甚至是从无到有，一定程度上使晚清的国防力量有所增强，在国防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实效，即便如此，仍是一次不彻底的转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走向近代之际，开明士大夫基于“自强”、“御侮”而积极求新，内心深处又对传统武备极具自信，因而强烈要求突破传统的案白，但又无法摆脱传统的羁绊，致使其在近代国防建设的认知上处于“旧者未去，新者未立”的状态，这既是时代局限，也是现实使然。
——熊顺成《咸同时期开明士大夫国防近代化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末，国防科技工业开始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立足“富起来”，走军民结合发展之路，利用设备、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绝大部分生产能力转向轻工产品和家用电器等民生生产领域，成为促进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20世纪90年代，国防科技工业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同时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核电、航空、航天、船舶、能源、交通等领域，
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新世纪、新阶段，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进一步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促进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科技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交流融合。以军民融合产业为主体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式发展，促进军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形成了一批军工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群，成为辐射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申晓勇《新中国70年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特点和经验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咸同时期国防近代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后，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现代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 邓颖超（1904~1992年），大革命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探索如何才能使妇女的解放和民族与阶级的解放结合起来的道路；同时创办妇女补习学校。大革命失败后，邓颖超在上海坚持党的秘密工作，在严酷的白色恐怖和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的险恶环境中，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与敌特展开了隐蔽战线上的智慧之战。抗日战争中，邓颖超先后在武汉、重庆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她为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在深入进行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中，摸索解放中国妇女问题的好办法，确立了农村妇女工作的方针。新中国成立后，邓颖超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部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加强对妇女的宣传教育，培养妇女干部。此外，她还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了许多工作。
——摘编自刘春秀《论邓颖超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贡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邓颖超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邓颖超的高贵品质。
| A．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融合 | B．东西方文化中具有神权色彩 |
| C．宗教信仰决定了文化的特色 | D．东西方文明模式的巨大差别 |
材料一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崇尚英雄的民族，这些英雄人物有为民族、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帝王贤相，还有许多武勇忠义的一代名将，如三国蜀将关羽，是历史上有名的忠义武勇的典型，他的故事在隋代就被搬上了民间的舞台，至宋徽宗时关羽被封为“忠惠公”，清顺治时又封其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民间对关公的崇拜、信仰更是绵延不绝。实际上三国名将如云，吕布武艺超群，但在后世的形象完全是一个势利小人。就事功霸业来看，曹操当之无愧，但却被后世骂为千古奸雄。忠君爱国的关羽虽有败走麦城、偏安一隅的遗憾，但后世却将其作为千古英雄崇拜。当然，也有很多推动历史进步的人物个人修养颇有瑕疵，但其缺点也多都被后世隐去仍被当成道德楷模崇拜。
——摘编自朱存明《千面英雄－中国古代的崇拜文化》等
材料二 古希腊时代，其神学体系中50位神如宙斯、赫拉、阿波罗等被作为英雄人物崇拜，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中的虚无缥缈的人物理所当然被欧洲民众视为英雄顶礼膜拜。西方所崇拜的英雄，往往映射了西方的个人意志和自由精神，一般以建立个人功绩和成就个人的地位为准。古罗马的凯撒大帝，为了个人权欲的实现，可以不择手段，滥杀无辜，大肆扩张，甚至还经常制造丑闻，生活更是毫不检点。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恶多于善”的凯撒，却赢得了西方的崇拜。实际上，基本上大多数西方英雄就如普通人一样，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和人性的缺点。西方除崇拜政治英雄外，还崇拜文化英雄、宗教英雄等，诸如苏格拉底、耶稣等。
——摘编自于永军《西方国家为何看重英雄崇拜》等
材料三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人民创造历史，历史造就英雄。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我们要敬仰英雄、学习英雄。用实际行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摘编自光明日报评论员《崇尚英雄争做英雄坚定理想不懈奋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英雄崇拜的特点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的英雄崇拜不同于中国古代之处，并分析其对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新时代我们崇尚英雄的意义。
材料一 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提出的实现妇女权利的口号曾深刻影响了早期共产主义者。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力图恢复妇女传统家庭角色的“新生活运动”不同，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发挥妇女的作用，提倡男女平等，妇女获得了婚姻自主权和其他各种权利。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妇女担任着教师、护士、纺织工人、谍报人员、卡车司机等各种工作，许多人晋升为领导干部。
——摘编自【美】皮特，N·斯特恩斯等《全球文明史》
材料二
（1）根据材料一并结会所学知识，概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重视发挥妇女作用的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妇女事业发展的影响。
| A．西方文化及宗教的先进性 | B．拉丁美洲地区文化多元共存 |
| C．文化与宗教信仰自然选择 | D．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
材料一 二战后，随着美国国家郊区化的发展，中产阶级向郊区迁移，城市主城区成为低收入和有色人种聚集区，社区环境不断恶化，给国家社区治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联邦政府推行社区行动计划。联邦各州乃至各个市、镇，都有其独特的社区治理方式，但是社区发展和管理上，基本都采取了“政府负责规划指导和资金扶持，社区组织负责具体实施”的运作方式。社区治理主要不依赖于政府行为，社区日常运作、具体事务交给社区公民、公共服务企业及公共服务组织。美国的社区治理形成了一种公民自治的典型形态，当然，这也造成社区治理的难题，即给公共服务职业者带来了严峻的问题，如何防止政党分赃制、政治恩赐和腐败等不正之风。
——摘编自吕斌《美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研究》等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随着企业改制的深入，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制无法满足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社区成为单位制衰落以后社会治理的重要空间和场所，在信息传递、促进激励、促进政府与市民互动、加强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社区管理，十六大报告提出“建设管理有序、文明祥和的新型社区”的改革目标；十八大报告也指出“在城乡社区治理中加强群众自我管理，是人民行使权利的重要方式”；党的十九大要求“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强城乡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建设”“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在理论界学者们对社区治理的模式、社区治理的政策网络、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政府发动社区力量，强调居民参与治理，发挥居民自我管理的主体作用，营造更宜居的社区环境、倡导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摘编自马全中《中国社区治理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美国社区治理和中国社区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社区治理特点出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社区治理的意义。
材料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1930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草案》，对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未来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建立全国工农群众自己的政权”。
1936年8月，中国共产党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苏区人民的代表将参加全中国的国会，并在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名，并将“新中国”国家概念界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至此，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符号在复杂的革命环境里经过不断的演变最终确立。
——据胡国胜《中国共产党“新中国”符号的话语建构与历史演变》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时代与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构想表述变化的关系”的命题作出阐释。
| A．国家统治力量有限 | B．地区发展差异较小 |
| C．法律制度相对完善 | D．国家疆域面积广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