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材料一　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教哲学的思辨之繁富与巧密超过中国传统儒学以及魏晋时期流行的玄学。因此，到东晋南北朝时代，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宗教。当然，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地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崛起于隋唐时期的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便是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使之与易、老、庄三玄相糅合，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终于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构成“儒释道”三足鼎立的中国传统文化。

——摘编自张岱年等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上图是玛雅人的宗教礼仪用品——玉米神陶香炉。玉米是印第安人最宝贵的作物，为避免它受到伤害，人们创造了玉米神专门保佑玉米生长。上图玉米神陶香炉用于与玉米和繁衍有关的重大典礼仪式，上面塑造的玉米神手持鲜花从天而降，带来丰收的希望。在玛雅文化中，玉米神的法力非常大，他同植物和山神关系紧密，他的后裔则被看作是夕阳、雨、闪电和蜜蜂的象征。

材料一   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与它在西方的传播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近代科学本来就源于西方，科学在西方的发展与传播是主动创新型。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西方科学传播模式如图1所示。反观中国，晚清时期是近代科学在我国的启蒙阶段，强调科学的实用性和知识性开始成为一种基本的诉求。但晚清时期近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是被动接受型。从科学传播的三个层次来看，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模式如图2所示。图1西方科学传播模式图2晚清科学传播模式

——摘编自高建明、李斌《晚清时期中国科学技术传播模式研究》

材料二   在1950年8月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中共元老吴玉章说：“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1950年制定的《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暂行组织方案要点》中提出科普的目的第一条是“使劳动人民确实掌握科学的生产技术，促使生产方法科学化，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发挥力量”，这为中国科普规定了日后的发展方向；第二条是“以正确的观点解释自然现象与科学技术的成就，肃清迷信思想”，因此反迷信、反伪科学是科普的一贯基调。在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第八条明确提出“科普工作应当坚持科学精神，反对和抵制伪科学”。

——摘编自吴国盛《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

材料   

图1

1929-1933年农村革命根据地分布示意图 图2

遵义会议会址 图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