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材料一 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撰写《史通》一书，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但这并非史学家的最终目的。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他们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作为学习的榜样，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中国文化与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质文明上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仅惠及近邻东亚文化圈内，而且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世界的文化也影响甚巨。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增多，外交史和各国史地也成为史学研究重点之一。一方面，清官方也开始关注外交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后又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几部书，就是官方主持修撰的大型中外交涉历史的资料汇编。另一方面，一批出使国外的大臣在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外交事务的同时，还对所出使国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进行考察，留下了丰富记载，如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事》，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等。

——摘编自刘俐娜《晚清的史学发展与变革》

材料一   农业革命是人科动物成为真正的人类之后所取得的第一项重大成就。这一革命使古代大河流域文明有可能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发展起来。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作为山地高原型的古代文明，印第安人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里，难以逾越自然界的重重障碍而将其文明的星星点火，带到更远的地区。

——程洪《论拉丁美洲古代印第安文明的特点》

材料三   启蒙思想家们通过撰写各种小册子，走上街头宣传演讲等形式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进行着唤醒民众的工作，……为欧洲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思想道路。

——董小燕《西方文明史纲》

材料四   多样性是成功的保证，每一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寻找自身发展的道路，恰恰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当文明的多样性再次呈现、文明之间恢复平等时，人类将面临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文明将共存，人类将共荣。

——钱乘旦《文明的多样性与现代化的未来》

材料一   德川幕府于1811年成立了“荷兰书籍和解御用”译书机构，1862年更名为“洋书调所”兼具外语教育培训的职能。日本人把在经济结构，政治思想，以至于生活方式等方面向英国学习看作是一种需要甚至是潮流。即使是在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西方世界对日本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在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培养“译员”、“通事”，翻译印刷西方科技、历史、法律等方面的书籍。除同文馆以外，影响最大的翻译印刷机构还有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国在西学运动的过程中，逐步从重视代表西方物质文化的设施与技术，转向重视代表精神文化的思想与学术”对中国而言，19世纪末的日本成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摘编自卿崧《中日近代文献翻译活动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是我党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1980—2009年间，中国文化外译图书总品种达9763种，出现了以“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等为代表的系统对外译介中华文化的精品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代表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丛书已出版33个语种，发行覆盖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语种最多、发行量最大、发行覆盖最广的领袖著作。

——摘编自《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事业发展回顾——以中国外文局为例》

材料一 “华夷”秩序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由于长期以来，中华帝国乃是古代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主要大国，因此这一体系的理念、原则和体制的构建，中国自然起了某种主导作用。明成祖朱棣说：朕君临天下，抚治华夷，一视同仁，无问彼此。推古圣帝明王之道.以合乎天地之心。远邦异域，成使各得其所，闻风向化者，争先恐后也。”“一”与“和”，是“华夷”秩序最本质的东西。这个“一”，就是要“大一统”，“一统华夷”。“和”的内容有三，即：中国不干预各国内部事务；中国对各国交往实施“厚往薄来”原则；中国负责维护各国的国家安全。朱棣派遣郑和出使的敕谕中说：“尔等祗顺天道，恪守朕言语，循理安分，勿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历史证明，中华帝国处理对外关系方面，确实做到了有“一”就有“和”。

——摘编自何芳川《“华夷”秩序论》

材料二 “光荣革命”后，英国已具备了向外扩张的备件，当时，新的政治制度已经确立，由此而造成的政治冲突也已经结束。重商主义已经为朝野上下所接受，对外贸易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民生国计。辉格党长期执政-为发展海外贸易提供了保障，这个党代表着英国最失的土地贵族，但同时也代表以伦敦为基地的海外大商业利益。威廉三世继承王位后，英国就被拖进了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就威廉的本意而言，他要把英国拖进荷、法之间的长期争执，从而有利于荷兰方面；但就英国而言，这却符合它已经面临的扩张需要，因此受到广泛的支持，尤其受到辉格党的支持。

——钱乘旦等著《英国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