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历史演变的主要线索 | B．历史进步的基本趋势 |
| C．历史过程的因果关联 | D．历史变化的循环往复 |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非常有限。明清时期，统治者推出一些有利于普通地主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措施。明太祖设立通政司处理臣民的章奏，规定除田土、诉讼之争，一般民户皆可上书言事，算是为政治表达开了一个方便之门。清朝前期，为解决大批“士者”出路，政府允许纳赀捐官，并不断扩充科举取录的名额。……在西方的冲击下，维新派办报纸、书局，组织社团。……甲午战后，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警告“民心先离，将有土崩瓦解之患”。戊戌变法是政治体制改革，但因触犯既得利益权贵，仅行百日即被废止、……庚子祸乱后清上层几乎没有谁再反对改革.……1908年，清廷开始筹办地方咨议局、中央资政院，以选举民意代表、“博采群言”并发挥其“舆论总汇”的功能。“皇族内阁”的结局，使这一民意机构走向政府对立面。
——摘编自徐军《中国古代政治参与的历史考察》、袁刚《民心尽失的历史警示》等
材料二 中世纪后期，欧洲的许多国家产生了等级会议，如1265年英国的“等级会议”以及后来法国的“三级会议”等。从政治参与上看，英国政治在10世纪，参与扩展到王权和世俗、宗教贵族。到了12世纪，参与扩大到工商业主（新贵族）、骑士，以及从理论上，所有具有一定财产的自由民。随着议会地位的提高，由资产阶级、城市市民组成的下院的作用逐步增强。“光荣革命”后，真正由选民选出的议员组成的下议院才形成但这仍然是一种包括性别、年龄甚至是身份、财产的有限参与。20世纪，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确立普选权。
——摘编自陈楚亮《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参与的历史沿革》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合法的政治参与方式的不同之处。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国家政治参与的演变趋势，并简要分析演变趋势出现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古代基层社会在秦汉时期已形成“官、绅、民”三种力量格局。传统中国社会的乡绅是国家权力体系与社会宗法制度相互联系的中枢，是乡村社会的建设者，自觉塑造乡村风俗和承担维持社会治安的责任。
一方面，“家国同构”式的、“国家渗透社会”的古代社会形态形成了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两种力量，即官僚制与乡土秩序。乡绅之治是国家权力在地方的延伸，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通过察举、科举等方式将文化权力转变为政治权力。乡绅之治所代表的国家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文化权力政治化的结果，是附属于专制王权阶层的。另一方面，乡绅之治也是乡村平衡国家权力无限渗透的天然屏障。社会中如果没有同国家权力抗衡的自治组织或团体，国家就会通过层层官僚机构将偏离于公共利益的强权意愿直接贯穿到社会底层。中国古代乡绅，尤其是本籍乡绅，相近的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使其带有强烈的情感和身份认同，成为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权力的主导者。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
材料二 英国乡绅的产生得益于为加强王权、巩固中央集权进行的封建制改革。国王启用乡绅治理地方的目的是强化王权，乡绅与国王、大贵族之间均存在依附关系，但在执行王室政策、法令的同时，自身利益与地方利益使得乡绅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形成“乡绅自治”。这是英国传统地方自治的体现，也是近现代英国地方自治的基础。乡绅对地方治理的影响主要通过担任治安法官来实现，治安、刑事司法、税收等体制都因治安法官权力的逐渐增大而被纳入其中。由于乡绅是治安法官的主体，担任治安法官成为乡绅发挥地方影响最佳途径，而治安委员会更是乡绅群体议事、处理地方事务的自治机构。长期以来，乡绅占据议会下院的主体，下院是乡绅获得国家政治话语权、维护自身与地方利益的主要阵地。经过英国19世纪的宪政改革，乡绅在政治上的影响逐渐衰落，但并非被彻底“消灭”，更多的乡绅在英国工商业资本主义发展中转变身份。
——摘编自顾荣新《英国乡绅与英国宪政关系简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乡绅之治”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英国乡绅政治的演变趋势。综合上述材料简析中英两国乡绅之治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北宋哲宗颁布诏令，在淮东路设官房，居养鳏寡孤独、贫困不能自存者，月给口粮.病者给医药。宋徽宗时，赐名为“居养院”，并推广到全国各州府。居养人的口粮、日用钱、冬季柴炭钱政府也都有具体规定。据统计，当时全国每年所需费用约五百万贯左右，全由中央财政承担。大约占国家财政收入的5%。南宋时期，各州府基本上都设立一处的居养院。居养院大多依靠地方官府拨款、绅商捐款筹备基金。收养设施的兴废与地方官的热情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对穷民收养设施具有热情的官员离任的时候，其财源则迅速地被侵占或掠夺。
——摘编自《宋史》等
材料二 中世纪以来，英国教区济贫多实行给予居家的穷人以院外救济的形式。1601年，英国通过《济贫法》，确立了各教区依法负责照顾教区内的穷人，并设立济贫院，其资金来源于地方的济贫税。1802-1803年，14611个教区有3765个济贫院，每个济贫院平均有22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济贫税从1802-1803年的年均530万镑增加到1817-1818年的年均930万镑。19世纪70年代，当局对济贫院制度进行改革，把院内贫民划分为值得救济者和不值得救济者，对于不值得救济的贫民实行强制劳动制度。同时，改善济贫院的环境，增加济贫院的设施，改善济贫院的伙食等。院内救济的贫民由1870年的15万人增加到1912年28万人。20世纪，济贫院在许多地区成为当地最大和最重要的建筑，最大的济贫院为1000多人提供食宿。
——摘编自郭家宏、唐艳《l9世纪英国的济贫院制度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宋时期居养院制度的特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济贫制度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商周时期，王者立四时之序而化天下。《礼记·月令》记载了周天子一年四季的礼仪活动，当时许多风俗由专职官员负责。秦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更把传统节日变成了转移阶级矛盾视线的手段。中国的节日基本上是以二十四节气为线索进行。春节雏形是庆丰收；“清明前后，种瓜种豆”；七夕节反映了中国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模式。除夕全家守岁，清明祭祖扫墓，端午系五色丝、涂雄黄，七夕看牛女相会，中秋团圆，重阳把出嫁的女儿接回。在现代社会，传统节日仍以家庭为组织进行，新节日则以单位和学校为主组织进行。
——摘编自秦永洲著《中国社会风俗史》
材料二 西方国家，虽有类似中国全家团聚的重大传统节日如圣诞节、新年、感恩节等，同时“‘狂欢’‘新奇’‘神圣’‘浪漫’等是其节日精神的主要内核”，注重“情感宣泄”，有“较强的娱乐性”。如狂欢节是基督教“谢肉节”的世俗化称呼；情人节是纪念名叫瓦伦丁的基督教殉难者；万圣节是为了纪念教会所有圣人；圣诞节是基督教为了纪念耶稣诞生。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人欢庆并无中国文化渊源的圣诞节、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等西方节日，同时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端午、中秋等也被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接受。2007年春节前夕，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贺词中说：“2月18日，我们将欢度中国新年。”
——摘编自唐小晴《中西方传统节日文化比较分析》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与西方传统节日的差异，并分析西方传统节日文化特色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现代中国节日文化出现的新变化及其意义。
材料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规野中的中国形象在不断的演绎变化着。西方学者将西方中国形象的起点设在古希腊罗马时期，但无论从何时算起，有一点是公认的：“从西方中国形象自诞生之日起，到18世纪后期以前，一直处于被西方不断理想化的上升阶段：而自18世纪后半期开始西方的中国从美化转到丑化，从爱慕转为憎恶，从理想化转为妖魔化”。
——摘编自邹雅艳（13~18世纪酉方中国形象
由材料可知，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发生变化，结合世界近代史的具体史实，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
材料一 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国内经济活动日趋活跃，对道路的要求有了迅速的提高，道路管理问题日益成为难题。英国从中世纪晚期开始重视道路的维护和管理工作，根据法律，由教区的住户每年义务工作6天，或提供代理人服务。1663年议会通过了第一个收费公路法案，即在某些道路上征收通行税的法令，此项税收款必须专用于道路工程。进入18世纪以后，道路管理方式逐渐按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由信托公司负责道路的经营管理和维修养护。在1760—1774年间，议会通过了不下于452项有关道路建筑及其保养的法令。道路系统的完善对于商品运输能力、商品流通速度以及商业效率和扩张力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摘编自张卫良《工业革命前英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材料二 在1949年前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对交通工作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1950年至1957年间，铁道部在苏联专家帮助下建立了相应的管理体制。全国交通业的统筹发展初步实现了合理的产业布局，交通业超额完成了“一五”计划规定的运输任务，投资回报率较高。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发展战略取得显著效果，初步改善了我国交通业的结构与布局，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需求，并留下了许多成功的经验。
——肜新春《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发展战略的演进与绩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近代交通运输业管理上的变化，并说明英国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工业革命爆发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初期交通运输业发展的原因。综合上述两则材料谈谈你对发展交通运输业的认识。
材料一 明代乡绅阶层是国家权力束梢的自治主体，充当国家治理乡村的代理人。其来源，一种是未仕但具有准官僚资格的生员、监生、举人；一种是通过科举途径做官而致仕的居乡官僚；第三类是无功名无官职的乡里领袖，被地方官任命为“乡约正”，负责讲解圣谕和约规，以和睦宗族，正地方风俗。明末，顾宪成和高攀龙因政治失败，以乡绅的身份隐居无锡乡里，重修东林书院，主持读书讲学活动，被称为“东林党人”。崇祯年间，乡绅张溥等人在江南地区组织了规模庞大的“复社”组织。东林党和复社都积极参与政治运动，追求社会稳定和政治清明，对晚明政治产生了极大影响。
——摘编自秦德君《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意蕴》等
材料二 1540-1640年被称为“流动的世纪”，英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乡绅阶层日益兴起。乡绅属于地主阶级，是介于贵族与农民之间的中间阶层，大致包括骑士、缙绅与纹章乡绅三个群体。16世纪初乡绅人数约为6000，到17世纪末增长到约20000人。乡坤人数增加源于社会流动的加快。英国农业资本主义与商业的迅猛发展导致新财富增加，一大批出身非乡中家庭的新富人士集中涌现，通过努力实现了地位提升。宗教改革后，大量的修道院士地被政府没收并出售，促进了土地市场活跃，为大批新富人士通过购置土地成为乡绅地主提供了条件。国家对于新富之人积极吸纳，为其提供了政治保证。1568年官方纹章院开始向新兴社会人士开放申请，引起人们追逐爵位纹章的热潮，出现了“荣誉膨胀”现象。据统计，1560-1639年间官方授予的新纹章数量多达3760个，而成功晋升绅士的莎士比亚正是这一变化的受益者。
——摘编自许明杰《从莎士比亚遗嘱看英国乡绅的兴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明乡绅阶层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晚明与英国乡绅的不同点，并分析其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