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这些驰道宽22米，路基高厚，以铁锤夯筑得坚实平稳，还在道旁栽种了树木。公元前212年，命令蒙恬主持修建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经云阳、上郡直达九原，全长900余公里。后在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湖南、广东等地修筑了攀越五岭的“新道”。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汉武帝继续了秦朝的政策，修建公路以方便各地间的商业和交通。为了发展同中亚、西亚、南亚各国的交往，修筑了令居（今甘肃永登）以西的道路，设置亭驿，便利商旅。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
材料二 同中国一样，罗马人也是通过建设运输和交通网络完成帝国一体化的。罗马的道路有很深的路基，路旁有围护、排水渠，路面铺设了大块平坦的筑路石，主路宽6—8米，可供双向车辆同时行驶，蜿蜒的山路也有2—3米宽。沿路设置了驿站。公路连接了帝国的各个部分，其中，最著名的公路全长2500公里，沿东北边境从黑海一直通向北海，与多瑙河和莱茵河平行。一条长4800公里的路与北非海岸线平行，许多支线直插南方，商人、士兵通过这些支线可深入撒哈拉沙漠。在地中海地区，罗马人新建了一些道路，方便了这一地区的旅游和贸易。还有一些公路从地中海东部的城镇和港口一直通到帕尔米拉——这是亚洲中心通往西部的最主要的商站。据估计，罗马道路的总里程超过了8万公里。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新全球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在道路修建上的异同之处。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能够在广大区域修建道路的相似条件和积极作用。
材料一 “信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表述为“诚信”。在中国古代，作为伦理准则的诚信，适用于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诚信的实现要依靠“上行下效”，依靠榜样的力量。诚信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体内心信念保障实施的，如果不履行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谴责，而且会被人群疏远从而失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背信之人的惩罚，无需借助法律手段。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甚至成为治国之道，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王玉花、宋桂红《谈中、西方文化中信用的观念》
材料二 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罗马法中已建立了相应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摘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与西方在传统“信用”文化上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西方传统“信用”文化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共同的历史价值。
材料一 明清时期，蒙学教育非常兴盛。明代官办的蒙学教育主要是社学，洪武八年命天下立社学：“但有三五十人家，便请个秀才开学，教军民之家子弟入学读书，不妨他本业，务要成效。”清康熙时正式向全国推广义学：“各省、府、州、县，夸多立义学，延请名师，聚集孤寒生童，励志读书。”无论是社学还是义学，都是本着为天下所有儿童提供同等教育的精神而开办的，但这样的教育理想在现实中总要打些折扣，比如明朝“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这和国家规定的社会歧视政策是一致的……蒙学教育的私学形式是私塾，私塾非常常见，也最有中国传统特色……明清蒙学教育择师标准很严，明太祖曾有明令：“其经断有过之人，不许为师。”官学蒙师大多要经乡民推举或地方官选定，“具书致礼”，正式聘任。私塾中的蒙师也会按照乡里最诚敬的礼节聘请……明清蒙学重视道德教育，表现出深厚的人文意蕴。“蒙以养正”是蒙学最高的教育理念，即从人的先天根基开始，通过启蒙教育，使之逐步趋成于圣人的人格和境界，奠定一生发展的道德与文化基础。
——摘编自袁行霈、严文明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大众教育是19世纪后期的大众社会的产物……到1900年，许多欧洲国家都建立了由国家财政支持的小学，为大众提供免费的义务性基础教育。欧洲国家为何要对大众教育承担起这种责任呢？自由主义者相信教育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进步都是很重要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如此可以培养人民遵守社会纪律。……对工业家来说，大众教育培养了满足他们需要的工人。然而大众教育的主要推动力还是政治性的。选举权的扩展需要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选民。更重要的是，义务性的大众教育向被教育者灌输爱国主义，使大众国民化，这为更高程度上的国家整合提供了机会。
——摘编自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明清时期蒙学教育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蒙学教育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指出19世纪后期西欧教育发展呈现出的新趋向，并说明其成因。
（3）根据以上材料，分析说明教育承担的社会功能。
| 技术门类 | 西方发明 | 上海 | 重庆 |
| 铁路 | 1825年 | 1876年 | 1934年 |
| 天气预报 | 1856年 | 1873年 | 1939年 |
| 电话 | 1876年 | 1882年 | 1912年 |
| 汽车 | 1883年 | 1901年 | 1928年 |
| A．西方科技传入中国后，最早应用在上海 |
| B．中国引进的西方技术都是实用性技术 |
| C．中国近代化呈现明显的地域不平衡 |
| D．中国工业革命吸收了西方两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
| A．汉文化代表时代发展方向 |
| B．统治集团的内部压力 |
| C．学习汉文化可以改善民生 |
| D．维护华夏文化的地位 |
| A．奥运会缺乏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 |
| B．妇女与男子拥有同样的政治权利 |
| C．奥运会导致城邦内部的阶级分裂 |
| D．妇女有权参与城邦社会文化生活 |
| A．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与西欧国家的差距较大 |
| B．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利于中国近代化 |
| C．工业文明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远强于农业文明 |
| D．近代中国传统的农本思想仍然很浓厚 |
欧洲学者都在致力于寻找一个所谓上帝的语言，或者理性的语言。他们发现了中文，并开始在中文中寻找上帝的信息。西方公认，被中国人推崇为人文初祖的伏羲，就是亚当，女娲就是夏娃。学者们还从汉字中找出了偷食禁果、诺亚方舟等故事。因此他们认为，中国人与西方人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而且中国人很可能是诺亚最亲近的后裔。西方人在研究中国历史时发现，中国历史开端在基督诞生前2952年左右，于是中国历史的长度成为对《圣经》编年史的一个重大挑战。1658年传教士卫匡国出版《中国上古史》，在欧洲教俗世界引起轩然大波。随着中国历史知识逐渐深入人心，它逐渐成为欧洲人冲击《圣经》体系、批判《圣经》哲学的一个武器。中国历史的长度打破了《圣经》在人们心中的垄断地位，帮助欧洲人走出《圣经》世界观。不仅如此，耶稣会士还对中国政治做了一系列理想化的描述，这些描述令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知识分子着迷。当时欧洲走出中世纪，建设新社会，中国的开明政治，皇帝采纳大臣意见的做法、民本思想、和谐社会的观念，儒家的道德观念、中庸的观念等都对西方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摘编自张国刚、吴莉苇《启蒙时代欧洲的中国观》
概括材料中的历史现象，结合所学知识，给这一现象以合理的解释。（要求：所作解释须观点明确，符合史实）
材料一 商汤之孙太甲在位时，因其“不尊汤法，乱德”被幽禁。从战国时起，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便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治国理念，构筑了某种有利于廉洁政治的文化氛围。秦简上载有秦朝“为吏之道”，严格规定了官吏的行为规范，包括“五善”、“五失”。 汉代规定，“臧值十金，则至重罪”；汉武帝设十三部刺史，其职责是“六条问事”，一条针对不法豪强，五条针对“二千石”的郡国守相，其余不问；汉代察举制突出了以“德”、“能”、“文” 等考选官员的价值取向。唐太宗曾重视对大臣的廉政教育：“朕终日孜孜，非但忧怜百姓，亦欲使卿等长守富贵”。唐代巡按任期两年，职责偏重刑狱；《唐律》规定：官吏监守自盗，“盗所监临财物者”，“三十匹绞”。《大明律》规定：官吏监守自盗，至四十贯者绞；官吏犯赃枉法，至八十贯者绞；官吏恐吓取财，即使未遂不得财，亦须杖刑；明代巡按对地方官吏兼有考察、荐举、纠劾之权。
——摘编自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等
材料二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相对比较廉洁，与其廉政文化设计上的精良密切相关。…… 在西方的政治观念中，西方人更倾向于把个人权利作为合理解决一切问题的基本坐标：“较之以往的时代，我们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在更大程度上为权利话语所支配。”1689年英国议会颁布的《权利法案》规定：“凡未经国会准许，借口国王特权，为国王而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指出：“对于人权的无知、忽略或轻视乃是公民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由。”在西方社会，公民权利意识的发达是其政治廉洁的重要保障。……美国总统杰斐逊曾呼吁：“请您提倡一个扫除愚昧的行动，制定和改进教育普通人民的法律吧。让我们的同胞知道：只有人民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能够防止这些弊害，为此付出的捐税尚不及献给国王、僧侣和贵族财物的千分之一，如果我们听任人民陷于愚昧无知，这些家伙就会在我们中间死灰复燃。”
——摘编自《西方发达国家廉政文化的特点及运行条件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古代中国廉政建设的主要做法。
（2）根据材料二，归纳近代西方廉政建设的主要特点。
（3）比较上述材料中反映出的中西廉政建设的本质区别。
材料一
——摘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二 16～18世纪，来自欧洲的大批传教士到达中国，他们把西方的科学知识引进中国，又把中国的典籍翻译、介绍到欧洲。18世纪，巴黎出版了欧洲汉学的三大名著，欧洲兴起了史无前例的“中国热”。当中国的园林建筑、茶叶瓷器、书籍戏曲、儒教哲学在欧洲大行其道的时候，来自欧洲的望远镜、水平仪等现代仪器，摆进了康熙皇帝的寝室。
正是在西方借助东方、欧洲借助中国完成对旧制度的现实批判和对新社会的思想启蒙，为欧洲自身的破茧成蝶准备条件的时候，欧洲人对东方的认识，悄然发生变化。肯定、景仰的维度向否定、批判的维度转化，欧洲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连续五个世纪对中国的崇拜与美化渐行渐远了。这一认识在19世纪达到顶峰。
——摘编自许平《欧洲人东方认识的拐点》
材料三 古今中西的几大文明，各有特点，但这些特点完全不应成为互相敌视的原因，倒恰好是彼此借鉴的理由。……任何一个文明，不论有多古老，有多特色，也必定含有与其他文明共享的一些价值理念，否认这一点，就无法参与全球精神财富的大循环。
——摘自《南方周末》
（1）根据材料一，读图指出爱琴海古代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由肯定转向否定的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影响人类文明交流的因素及其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