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2016年（“十三五”规划开局之年），浙江省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截至2019年年底，41件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事项实现“一件事”全流程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可办比例达80.5%，跑零次可办比例达97.4%，“一证通办”民生事项比例达91.4%，工业项目全流程审批实现小时制，开办企业压缩至分钟制。一些城市街区，设立了常规民生事项“免下车即办”专区，根除了市民“办事几分钟，找车位可能要花几小时”的烦恼。2020年，浙江省政府印发《2020年浙江省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工作要点的通知》，明确提出了基本建成“掌上办事之省”“掌上办公之省”的目标，让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不用跑”成为常态。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获得中央肯定，其撬动全方位改革的经验做法，逐步推向全国。
——摘编自闵楠、唐薇等《用“最多跑一次”撬动全方位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十三五”时期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最多跑一次”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十三五”时期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汉文帝曾有三老“各率其意以道民”的诏令，乡官甚至可以通过察举制度进入中央官僚系统。待到隋唐时期，优秀士人不再愿意委身乡村的琐屑工作。至两宋改制，背靠政权的保甲长在乡村的影响力不及拥有功名的士绰与基于血亲伦理的族长。保甲建制近似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其管理者近乎沦为县级官员驱使的差役，同时还要侍奉地方士绅，“士民”常不愿充任。
——摘编自潘建雷等《权威的构成：乡村治理秩序的古与今》
材料二 习近平乡村治理重要论述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与理论指导，二是扎实推进精准扶贫，三是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和任务，四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摘编自邱春林《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历程与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到两宋乡村治理的发展趋势和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习近平新时代乡村治理思想的密码是什么？
材料一 明初，朱元璋采取鼓励垦荒政策，至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人口数大约为7270万，清朝经过顺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增长，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人口总数增至4亿3千多万，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最高峰。人口的快速增加导致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当时的学者洪亮吉觉察到这些问题，提出了调剂人口的思想，但没有被重视。
民国初期，国事衰败，“人满之患”的弊端日渐暴露。以《东方杂志》为代表，众多报刊积极刊登人口研究文章。这些文章运用西方马尔萨斯人口论和社会调查的方法，反对人口增殖的传统人口观，试图通过人口品质提高、优生手段达到民富国强的目标。
下表为《东方杂志》涉及人口研究的文章统计表：
| 文章篇数（部分） | 涉及人口理论9篇，强调生育控制4篇，人口调查15篇 | 文章作者（部分） | 陈长潇、潘光旦、孙本文、乔启明（人口学者），竺可帧（气象学家）、彭家元（农业学家）、张荫麟（历史学家） |
——摘编自任惠玲《洪亮吉人口思想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比较及启示》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人口增长呈现阶段性特征，人口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变化。50年代经济建设中“深深感受到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手不足”，彼时“人多力量大”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加上受苏联鼓励人口增长的影响较深，党和政府对生育行为进行嘉奖。“鼓励”性人口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过快增长与社会资源供给不足的矛盾不断凸显，1957年马寅初著作《新人口论》深入剖析了当时中国的人口问题，60年代国务院首次提出计划生育。1978年“实行计划生育”第一次被写进《宪法》，国家明确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21世纪后，我国又面临人口老龄化加剧、年轻劳动力短缺等问题，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
——摘编自马红鸽、贺晓迎《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口生育政策变迁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人口快速增长的历史背景，概括民国初期人口研究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建国后影响我国人口政策变化的主要因素。
(3)结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历史上人口发展变化带来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