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进口货物构成统计（1920~1936年）（%）

中国出口货物构成统计（1929~1936年）（%）

——摘编自陈晋文《制度变迁与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

以1927~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的对外贸易为例》

材料二   1995年~2005年间，WTO成员向我国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措施调查达到716件，我国己连续10年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一直以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和资源成本是支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优势所在，而目前中国外贸发展已逐渐进入了高成本时期，劳动力成本和资源成本的压力在逐步上升。我国出口贸易额的55%以上来自加工贸易，整体技术层次较低，高附加值产品比重不大，持续发展的基础较为薄弱。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不平衡日益成为威胁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货物进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由2012年的10.4%提升到2021年的13.5%，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到过去10年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数由10个增加到19个，向更高标准迈进，再到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境外合作工业园区项目，为46个国家创造39.2万个就业岗位……

——摘编自张太原 李俊峰 陈启清《新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挑战和对策》

材料一   在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先生将主要精力放在民生建设上，精心撰写了《实业计划》，为中国经济现代化描绘了一幅美好蓝图。他雄心勃勃地提出要在十至二十年内，修建十万英里铁路和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修建全国公路网，整修运河和内河航道，全面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矿藏，加快钢铁、石油、水泥等行业的发展。农业实现机械化，广泛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粮、棉、油、纺织、日用品、印刷、蚕丝、茶等加工制造业。

——摘编自彭南生《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材料二   1978年至2017年，我国GDP从1495亿美元增加到12.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9.5%；我国经济总量从占全球1.8%提高到占15.3%，稳居世界第二位。现在已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19.8%。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居世界首位。2017年，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12.7%和32.7%。2017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51.6%，比1978年提高27个百分点。1978年至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加到4.11万亿美元；累计吸收外国直接投资1.9万亿美元；2013—2017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为6928.6亿美元，超过前30多年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我国外汇储备1978年仅有1.67亿美元，2017年底达到3.14万亿美元。

——摘编自林兆木《改革开放40年成就巨大》

材料一：一战爆发伊始，鉴于胶州湾作为德国远东舰队基地，极易成为燃起战火之地，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连绵不断的外来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稳定，为了避免卷入两大军事阵营的纠纷漩涡，北洋政府决定保持中立，对于同盟国与协约国的矛盾采取不干涉政策。一战爆发后不久，围绕胶州湾的何去何从，就出现了明争暗抢的博弈。虽然北洋政府有愿收复，且德方也曾主动表示愿意归还，但日本却趁西方列强无暇全力东顾之机，强行将胶州湾据为己有。尽管如此，德国方面却一直试图争取袁世凯政府和中国知名人士站在德国一边。中德关系在一战爆发后较长时间内仍然维持着相对和平的状态。1917年2月9日，鉴于德军大炮击沉法国载运华工赴欧洲的“阿托斯”号船，出于对本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利益保护的需要，北京政府也接受了美国方面的劝请，向德方发出了照会，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北洋政府决定与德国断交。在辛亥革命民主平等精神影响下，国内各界围绕“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热议。1917年8月北京政府决定参加协约国，正式对德宣战。战后德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家负债累累，割地赔款，在中国失去殖民地租界，由此也扫除了中德关系重建的障碍。1921年，德国通过与中国签署单独媾和协约，成为首个放弃在华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大国，中德关系由此开始在平等、友好、互惠的基础上走向正常化，并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金色二十年代”。

——摘编自孟虹《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

材料二：新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之初双边贸易额仅为2.74亿美元，2021年已达2351亿美元。机电设备、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各类生活器具等杂项制品是中国出口德国的主要商品，中国是德国机电设备与运输设备的最大市场。截至2021年底，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11836个，实际投入380.9亿美元。2016年，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增长了77%，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其中德国占了31%。2019年底，德国对华输出技术累计25166项，合同金额862.7亿美元。中德与时俱进地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双边经贸磋商、对话平台和机制。在中欧贸易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欧盟针对中国产品进行的反倾销也持续不断，并施加严格的技术壁垒限制。德国政府以中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为由修订《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将监管审查的股权比例从25%降至10%，并敦促欧盟构筑了审查机制。

——摘编自丁纯、陈芊凝《中德经贸关系50年：成就、问题与前景》

材料一

1952年3月，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第三次视察鞍钢 （位于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时指出，“国营工业不发展，资本主义就发展，我们就没有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了”。1952年7月14日，无缝钢管厂工程率先鸣响了施工的“第一枪”。1952 年8月1日和1953年2月27日，大型轧钢厂和炼铁七号高炉破土动工。近5万名建设者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工程建设中，他们中有从抗美援朝前线凯旋的复员军人，有从辽南地区农 村抽调的村屯干部，也有从省内外各地工厂选调的技术工人，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派来的 一个测绘大队。1953年“三大工程”均提前竣工投产。这标志着新中国的第一座钢铁基地诞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也为顺利实现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创了一个良好开端。

——摘编自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第一块基石——“一五”期间鞍钢建设发展情况》

材料二

近年来，鞍钢着眼于建设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钢铁集团的战略目标，制定实施了“四个转变”战略，积极“走出去”拓展国际化经营，在海外投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如与全球最大的独立钢铁贸易公司英国斯坦科集团共同出资建立了鞍钢西班牙有限公司和英国控股公司。随着国际化经营进程的不断推进，鞍钢的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一个跨区域、多基地、国际化的鞍钢正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实施境外投资战略是一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风险。

——摘编自吴桂梅等《鞍钢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及对策》（2016年）

时代中的旗袍变革

旗袍，源于满人长袍。起初，宽腰直筒，便利耕牧征战。不仅如此，为实现身份区分，满人贫民旗袍多为不开衩或两开衩，皇帝所着旗袍为四开衩。

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中国服饰的改变。旗袍开始融入多元化的西方流行元素，改变了传统宽松直筒的特点，更有助于凸显女性身材的曲线感。不仅如此，西方裁剪和缝纫技术的传入，使裁剪和缝纫技术更加立体。更凸显了中国女性的韵味和美感。

20世纪中叶，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物质极为贫乏，旗袍在设计上开始摒弃传统的“华而不实”，追求简洁、轻便。如无袖旗袍开始流行，整体长度也不断缩短。这种趋势一直流行至抗战胜利。

建国之初，妇女穿衣服都学解放区的样子，鄙夷穿红戴绿的“资产阶级小姐”。“努力工作、艰苦朴素”是那时常挂嘴边的口号。人们对衣着美的追求似乎已完全转化成了对革命工作的狂热。旗袍所代表的悠闲、舒适的淑女形象在这种氛围里失去了其生存空间。

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设计师将旗袍所孕育的韵味及特色与现代流行因素相结合，使旗袍款式更加多元化，推动中国旗袍走向国际舞台。

——摘编自张成义、李群英《中国旗袍造型艺术元素的审美演变及其文化传承》

材料一   宋代是我国古代科技创新的密集期，取得了领先世界的成就。宋代在内侍省增设军器监，承担军事科学和武器的研发工作。元祐元年，苏颂受命召集输林院天文、太史等部门的技术人员，历时三年研制成水运仪象台。朝廷设置博学通艺等特科或通过地方举荐“奇才异行”，如李诫因在建筑学方面多有建树，被选为将作监，还奉救编修了《营造法式》。此外，朝廷还组织编撰了《开宝本草》《武经总要》等书籍，以整理已有成果。据《宋史》记载，宋代有27人获得科技奖励，或树碑立传，或加官进游；还将一些民间科技研究者列入“赐处士号”的序列，给予一定的国家补贴。以三大发明为代表的宋代的科技成就在向朝鲜、日本、阿拉伯传播的同时，还引进了阿拉伯数字和阿拉伯“土盘算法”以及“占城稻”等。

——摘编自刘尚希等《唐宋科技繁荣：政府行为与创新环境》等

材料二   1914年夏，一批留美学生认为“祖国之所以孱弱，莫过于科学不发达”，决意成立科学社，发行杂志，将“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告诉“父老昆季”。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该刊首先改竖排为横排，并采用白话文，改变了中国传统出版物的形式。同年10月，科学社改组为中国科学社，由国内外各类科学学术团体联合组建，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学术团体。1924年，该社研制出中国首台无线电话机，打破了外国资本垄断中国通讯挂术的局面。上海“孤岛”期间，该社通过《科学》等媒介宣扬科学抗战报国。虽在广大社员的努力下，社务一直坚持，但从抗战伊始，中国科学事业不可避免地走向表落。

——摘编自《“科学救国”的践行者——中国科学社》

材料三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和优良传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走中国工业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的体现。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和重大创新领域，要“发挥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新型举国体制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

——摘编自邵鹏《深刻认识新型举国体制的重大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