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的报告中说：“决议案上把好事都挂在我的账上，所以我对此要发表点意见。写成代表，那还可以，如果只有我一个人，那就不成其为党了。”后来，“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党的十九大通过的新党章也明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应该把它理解成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要充分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我们不仅要回顾历史、从纵向上对比十八大前后党心民意的变化，同时还要环顾世界、从横向上对比中国上行发展和西方发达国家下行衰弱的反差。通过这种对比不难发现，十八大以来中国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来之不易。

——摘编自石仲泉《新时代新理论新征程》

材料一：一战爆发伊始，鉴于胶州湾作为德国远东舰队基地，极易成为燃起战火之地，也因近半个世纪以来连绵不断的外来入侵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稳定，为了避免卷入两大军事阵营的纠纷漩涡，北洋政府决定保持中立，对于同盟国与协约国的矛盾采取不干涉政策。一战爆发后不久，围绕胶州湾的何去何从，就出现了明争暗抢的博弈。虽然北洋政府有愿收复，且德方也曾主动表示愿意归还，但日本却趁西方列强无暇全力东顾之机，强行将胶州湾据为己有。尽管如此，德国方面却一直试图争取袁世凯政府和中国知名人士站在德国一边。中德关系在一战爆发后较长时间内仍然维持着相对和平的状态。1917年2月9日，鉴于德军大炮击沉法国载运华工赴欧洲的“阿托斯”号船，出于对本国公民人身安全和利益保护的需要，北京政府也接受了美国方面的劝请，向德方发出了照会，在抗议无效的情况下，北洋政府决定与德国断交。在辛亥革命民主平等精神影响下，国内各界围绕“中立”还是加入“协约国”，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热议。1917年8月北京政府决定参加协约国，正式对德宣战。战后德国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国家负债累累，割地赔款，在中国失去殖民地租界，由此也扫除了中德关系重建的障碍。1921年，德国通过与中国签署单独媾和协约，成为首个放弃在华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西方大国，中德关系由此开始在平等、友好、互惠的基础上走向正常化，并迎来了一个特殊的“金色二十年代”。

——摘编自孟虹《一战前后中德关系的演变及其对中国近代外交理念的影响》

材料二：新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之初双边贸易额仅为2.74亿美元，2021年已达2351亿美元。机电设备、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各类生活器具等杂项制品是中国出口德国的主要商品，中国是德国机电设备与运输设备的最大市场。截至2021年底，德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11836个，实际投入380.9亿美元。2016年，中国在欧盟的投资增长了77%，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其中德国占了31%。2019年底，德国对华输出技术累计25166项，合同金额862.7亿美元。中德与时俱进地逐步建立起一系列双边经贸磋商、对话平台和机制。在中欧贸易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欧盟针对中国产品进行的反倾销也持续不断，并施加严格的技术壁垒限制。德国政府以中国投资影响国家安全为由修订《外国投资监管条例》，将监管审查的股权比例从25%降至10%，并敦促欧盟构筑了审查机制。

——摘编自丁纯、陈芊凝《中德经贸关系50年：成就、问题与前景》

材料一

1952年3月，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第三次视察鞍钢 （位于辽宁的鞍山钢铁公司）时指出，“国营工业不发展，资本主义就发展，我们就没有办法建设社会主义了”。1952年7月14日，无缝钢管厂工程率先鸣响了施工的“第一枪”。1952 年8月1日和1953年2月27日，大型轧钢厂和炼铁七号高炉破土动工。近5万名建设者投身到这场伟大的工程建设中，他们中有从抗美援朝前线凯旋的复员军人，有从辽南地区农 村抽调的村屯干部，也有从省内外各地工厂选调的技术工人，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派来的 一个测绘大队。1953年“三大工程”均提前竣工投产。这标志着新中国的第一座钢铁基地诞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也为顺利实现以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创了一个良好开端。

——摘编自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第一块基石——“一五”期间鞍钢建设发展情况》

材料二

近年来，鞍钢着眼于建设最具国际竞争力的跨国钢铁集团的战略目标，制定实施了“四个转变”战略，积极“走出去”拓展国际化经营，在海外投资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如与全球最大的独立钢铁贸易公司英国斯坦科集团共同出资建立了鞍钢西班牙有限公司和英国控股公司。随着国际化经营进程的不断推进，鞍钢的竞争实力不断增强，在国内、国际的影响力日渐提升，一个跨区域、多基地、国际化的鞍钢正日益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实施境外投资战略是一把“双刃剑”，有机遇也有风险。

——摘编自吴桂梅等《鞍钢境外投资所面临的风险及对策》（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