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对非西方国家来说，要完成现代化，第一步就是建立现代国家，确保独立自主的国家地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治保障。接下来是发展现代经济，完成工业化，积累雄厚的物质基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此同时，需努力建设现代社会，完成社会转型，为人民创造享受美好生活的社会环境。因此，建立现代国家、发展现代经济、建设现代社会就成为现代化的三项任务，是世界各国都回避不了的历史命题。20世纪的各国历史都是围绕这三项任务展开的，无论这些历史有多么复杂、多么起伏，全世界各国的历史确实都被纳入这一相同的轨道上来了，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整合，从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进程出现了关键性进展。

——钱乘旦主编《新世界史纲要》

材料一   “新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康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大意是，周公告诉康叔，应帮助周王依天命保护和改造殷商的遗民，让他们去掉旧习成为“新民”。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明德而后能新民……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强调通过革故鼎新、革旧更新而成为“新民”。“新民”思想广泛流布。

材料二

——摘编自梁启超《新民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明朝初年，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户籍管理制度。户籍管理的核心内容为里甲制。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他们要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其丁、产变化状况，督促生产，调解纠纷。在设置里甲的基础上编造黄册，每里一册，登载该里110户的丁、口数以及年龄、财产状况。

明朝的正役以里甲为单位轮充，亦称里甲正役。里甲正役的主要工作，是协助粮长催征钱粮，协助官府维持治安、拘捕罪犯，办运上贡物料，支应官府公用等等。

随着赋役制度的改革，里甲制逐渐瓦解。明朝后期，开始采取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保甲制。其重点在维持地方治安，与金役无关，保甲的册籍只书写籍贯、丁口，不载财产状况和户籍类别。但里甲制并未取消，只是渐趋有名无实而已。清朝前期，里甲、保甲并存，里甲负责管理户籍，征收丁银，保甲负责维持治安。雍正时期赋役制度改革，里甲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渐与保甲合并。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一   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设立太学。太学是一所儒学专门学校，以考试取得的实际等级作为授官依据。当时太学生的来源有两途：一是选拔京都或京郊内年龄18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另一种是地方郡国选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

——摘编自孙培青《中国教育史》

材料二   东汉中期以后，世代累居高位的世家大族子弟可依靠门第而受业于太学。晋武帝创立国子学，规定专门招收“国之贵游子弟（注：士族子弟）”。“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根据规定，五品官以上子弟许入国子学，六品官以下子弟只能入太学。

——摘编自张旭华《试论国子学的创立与西晋门阀士族的形成》

材料三   唐代并设国子学、太学及四门学，分别招纳三、五、七品以上的官宦子弟。自唐季宋初开始，士族地位大形低落，平民地位日升，这也反映于教育制度之中。宋代七品以上官员子弟得入国子学，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及庶人之俊异者得入太学，入学资格较唐代大为放宽。贵族性质较浓的国子学更逐渐为太学所取代。而且政府与社会皆着重科举取士，太学毕业生往往须参加会试或廷试始能出仕。

——摘编自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

材料一 具有全欧意义的香槟集市（香槟伯爵领地上四个城市中定期轮流举行的集市）是当时最大的集市。它的繁荣期是在12至13世纪。香槟的领土同德意志、佛兰德、法兰西等国相毗邻。香槟本身的政治条件也是有利的，因为香槟伯爵只是名义上依附于法兰西国王，他们在自己不大的领土上建立了牢固的警察秩序。但香槟的主要优越性在于：它位于中世纪商业河道的中心，东方的香料和奢侈品、佛兰德的呢绒和法国的葡萄酒、家畜是香槟集市的典型商品。但香槟集市在14世纪失去了以往的意义。从1300年起，香槟归法国国王腓力四世统治。法国封建主严重的财政政策使陆路贸易无利可图。所以意大利以及其他各国的商人开始在大海上寻找出路。

材料二   随着国际贸易范围的扩大，商品价格（特别是殖民地商品的价格）依赖下列情况为转移：欧洲和殖民地政治形势；商业公司活动；海上天气情况；海盗袭击；远方国家该种产品的收成以及其他难以预料的事变。这样一来，商品价格的波动往往非常大，投机家取得了最广泛的活动机会。在等待运载东方香料的新船队的期间，里斯本、安特卫普、里昂及欧洲其他商业中心都开始进行或跌价或涨价的投机活动。另一方面，欧洲商人开始运用放在远处的大量商品、甚至经常是途中的商品进行交易，而商业合同的参加者事实上不可能看见这些商品，只能满足于规定所买的商品样品的质量。1531年安特卫普产生了现代形式的商品与证券交易所——即期票、公债券、商品（主要是殖民地商品）和各国通货的国际投机中心。

——摘编自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

材料一 14世纪时，欧洲的手工作坊雇佣工人数增多，引发了一些变化：行东本人不再是劳动力，变成了完全的经营者、监督者。行东的收入不再具有手工劳动收入性质，而变成了经验管理收入和利润收入，而利润收入主要来自对雇工和学徒的剥削。帮工和学徒成为主要劳动力，过去的师徒关系已经转变为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

——捕编自厉以宁《资本主义的起源》 

材料二 朕的若干臣下……用树篱、堤坡和其他围栏将朕的英国王国内的一些市镇、村庄和 其他地方圈了起来，他们将居住在那里的朕的臣民从自己的农田中驱赶出去，使上述房屋、市镇、村庄周围的区域和里面的农田、土地都沦为牧场，并为了他们的私人利益，在那里放牧羊群和其它牲畜。

——摘编自亨利八世给圈地调查委员会的谕令（1517年）

材料三近代殖民主义的产生时期，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这一时期的殖民活动深深打上了资本原始积累的野蛮性和残酷性的烙印，它既带有封建专制的特性，又充满着商业资本的贪婪。抢掠金银及贵重物品、不等价贸易、贩卖奴隶，专制统治及超经济的剥削等，成为这一时期殖民统治和掠夺的主要内容。

19世纪后，殖民侵略的目的除确保欧洲国家工业产品与剩余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外，还要为本国的剩余资本寻找投资场所。因此，暴力和经济结合下的资本输出，最大限度地牟取了高额垄断利润。

——摘编自王助民《近现代西方殖民主义史》

材料一   民户与土地是古代中国的根本所在。如何有效地控制民户是基层行政组织担负的根本任务，而控制民户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建立一套严密的户籍管理制度。由于中国形成了差异性极大的自然经济区域，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古代乡里基层组织必须适应乡里社会特定的自然、经济、政治条件，成为相对独立的基层管理系统。

——摘编自韩秀桃《中国古代乡里基层组织特征》

材料二   现行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在二战后美欧等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是一种以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货币金融体制为核心，通过经济、贸易、金融协定等国际条约体系来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经济治理模式。

材料一   林则徐的早期海防思想，主要表现为以守沿海口岸为主的近海防御的主张。但是，他的海防思想并未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地丰需和发展的，通过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争实践，他逐步认识到，要真正战胜侵略者，没有一支“船炮水军”是不行的。他所说的“船炮水军”指的就是近代海军。林则徐主张“外海战船，宜分别筹办也。”并强调“此系海疆长久之计"。

——摘编自戚其章《晚清社会思潮演进史》

材料二   严复认为，中国历朝历代满足于陆地农耕生计，忽视海权，自弃海洋大利，结果导致国家落后，遭受列强侵略。如果中国有的强大海权，就能获得海洋利益，也可避免被强敌侵扰。要掌握海权，就要有强大的海军。严复说：“非海军岂足图存？他日国权仲张，自必有强盛海军为之防卫”。所以，“事处今日，欲以为自强固围之图，必在筹办海军”。

——摘编自郑剑顺《严复的海权观及海军建设思考》

材料一鉴于战国时，“七国异族，诸侯制法，各殊习俗”，秦统一后的“移风易俗”主要针对的是东方六国。秦始皇企图用严厉的法令手段来匡饬异俗，实现文化上的大一统，形成了“以法治俗”的统治思想。由于秦“事皆决于法”“以法治俗”走向了极端，风俗与政治形成了尖锐对立，激起原东方各国的反抗，其中楚人表现得最激烈，齐人、赵人次之，其间包含着区域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加速了秦帝国的灭亡。

——摘编自牟发松《从“移风易俗”看秦汉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等

材料二在完成政治统一之后，刘邦在秦、韩、魏等西部地区设郡县“奉汉法以治”，在赵、 燕、齐、楚等东部地区则立王国，允许诸侯王在一定范围内制定和颁布本国的政策法令，依靠本 国士人“从俗”而治。在东方各地特别是楚、齐、赵地的文化传统仍有很大势力的情况下，将承 秦而来的汉朝法律强行向全国推广，仍有激起东方社会反抗的危险。刘邦一方面必须“承秦”, 包括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必须尊重东方社会的习俗，特别是楚、齐、赵人之俗，这是汉初实行 郡国并行制的深层背景。西汉能成功地避开亡秦覆辙，将帝国的统治巩固下来，与此不无关系。

——摘编自陈苏镇 《＜春秋＞与“汉道”：两汉政治与政治文化研究》

材料三为了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朝儒生们提出“德教”的主张。贾谊和董仲舒分别对“德教”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方案。贾谊的方案可以称为“以礼为治”。他建议汉朝仿照西周，尽快“制礼作乐”，自上而下地建立一套儒家制度，用这套制度约束百姓的行为，“使民日迁善远罪”，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董仲舒则主张“教化”必须由“圣人”主持， 圣人奉天命来到人间作天子，这种圣人加天子的角色就是“王者”；王者自上而下、由近及远地 推行教化，逐渐移风易俗，实现文化的统一。汉武帝即位后，尊崇儒术，确立了儒家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陈苏镇 《秦汉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进》

1864年，总理衙门组织出版了《万国公法》（《国际法原理》中译本），较全面地介绍了近代国际法。郑观应阅读此书后写道：“其所谓公者，非一国所得而私；法者，各国尽受其范”，列强争雄之际，“公法一出，各国皆不敢肆行，实于世道民生，大有裨益”，认为中国应加入国际法体系。他将国际法规范与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地位相比照，指出依据国际法原则，“定税之权操诸本国”，他国不得干涉，中国应据此要求修改条约，提高关税，“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图谋，郑观应修改自己关于国际法的文章，增加了普法战争中法国的遭遇，及越南、缅甸等小国作为“太弱者”无法援用国际法自卫等事例，感叹说：“由是观之，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免隐忍受屈也。是故者，唯有发愤自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百公法何补哉？

——摘编自赖骏楠《国际法与晚清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