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780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炎的建议施行两税法，其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从朝廷到地方都需要对每年财政的所需要的支出额进行核算，再根据核算出的支出额，进行相应的税赋征集；征收对象以“见居”人口为主，只要人在州县内居住，不管地产与原籍，均向当地州县纳税，纳税对象包含了官僚贵族、僧侣寺院等原先的免税阶层；税负分配上改变以丁户为准的赋税制度，变为以贫富（土地和资产）为区分，富者多征，贫者少征，难以维持生活的群体予以免税；一年分两次征税，分别为夏税和秋税；用钱币计税，以货币代替实物进行纳税；合并各种杂税至户税、地税两税之中；两税三分，各地征收的赋税划成三份，分别是“上供”“留州”“送使”。
——李金乐《唐朝两税法改革及其启示》
材料二 宋代赋税继承了唐代的两税法，主要由二税和苛捐杂税构成。二税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地税，对象包括地主、自耕农以及半自耕农，分夏秋两征，税钱米皆出于田，以钱为夏税、米为秋税，具体由劳动（力）所有者向产权所有者缴纳地租，之后再由产权所有者向国家缴纳赋税；苛捐杂税有支移、折变、丁绢、丁盐钱等，其中支移就是借口官府需要，强迫农民把秋税谷物送到别处，人和牲畜运送物的费用自己支付，在没有支移任务的地区，农民也要按照税粮数量每斗加纳“道里脚费”。此外，虽然从国家法律规定上百姓仍然有服徭役的义务，但在实际操作中，国家陆续规定可以钱代役，各色徭役均已开始了向以赀代役（代役税）转化的过程。……宋政府还对城市居民征收“城郭之赋”，即坐落在京城及诸州县寨镇的房产和地产应缴纳的税赋，而乡村居民则无需交此税项，改变了唐两税法不分乡村户或坊郭户都需缴税的做法。
——摘编自王棣《宋代赋税的制度变迁》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两税法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唐代两税法相比，宋代赋税制度出现的新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在丰富理论基础上被提出的，而是作为应急性政策被迫实施。其执行之初便被认为是一种“退却”。该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使得贫雇农与富农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指出绝对不能指望农民可以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发展较慢是 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重要诱因，其出路“在于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在暂时的国际和平随时可能转为危机的压力下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苏联为寻求原始积累的来源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最终以苏联模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
——摘编自牛舒婷《苏俄新经济政策结束原因再思考》
材料二 苏联模式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与 1922年相比，194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10倍，工业产值增长23倍，农业产值为原来的2.1倍，铁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22倍，固定资产增长23倍，基建投资增长25倍，工人和职工数量增长4.4倍。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并使苏联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至20世纪70年代，当世界科技在飞速发展时，苏联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却受到压制，并不可避免的出现经济停滞。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摘编自列·伊·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及其发展演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苏联新经济政策被取缔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模式的经济特点并对苏联模式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1700年，英国的人均收入大约只有8～9英镑，1750年左右增长到12～13英镑，到19世纪初已经增长到21.6～23.4英镑，正是由于人们收入的增加，才使得商业化的休闲方式与休闲消费品被普通人所认可接受。此外，伴随着收入同步增加的生活压力。成为休闲理念形成的基石。随着这一时期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开始替代农村成为最为重要的文化传承载体，休闲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代替农村成为引领休闲制流的“领头羊”。同时，现代市民意识开始觉醒，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天赋人权”等思想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认同，打破了原本不同阶层中所存在着的休闲方式差异，让休闲的理念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摘编自蒋萌《近代英国民众休闲生活转型》
材料二 工厂制严格规定了工人们的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英因政府还制定了各种工厂法案，在规定劳动纪律的同时，保证了工人们的休闲时间。英国人的休闲生活得到了很大发展，从工业革命前以宗教庆典和各种节日庆祝活动为主发展到工业革命期间的餐饮娱乐休闲、文化休闲、演艺观赏休闲、体育休闲和旅游度假观光等多种休闲娱乐方式共同发展，娱乐休用业的资本也越来越大，人们的休闲生活更多地体现出一种买卖关系。
——摘编自马婕好《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休闲生活》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工业革命如何推动英国民众休闲生活的发展。(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工业革命时期英国民众休闲生活的特点。
材料一 秦汉时期，宰相为百官之长，多由一两位功臣、外戚担任，负责辅佐皇帝处理全国政务，并拥有相对独立的衙署。汉武帝时实施内外朝制，军国大事由皇帝和中朝官员于内廷商议后，再交丞相讨论执行。唐朝完善了南北朝时期的三省制，形成了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执行的三省分职制。此外，唐太宗常以“参预朝政”“参知机务”等职名，授予部分资历较低的官员参与决策。至唐高宗后，颓有皇帝加封的“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职名方能为相成为定制。
——摘编自田兆阳《古代行政中枢机构的嬗变及其走势》
材料二 制度指政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论汉代，西汉可说是制度，东汉则多半出于光武的私心。论唐代，确实可说在建立制度，而宋代则有许多只算是一种法术。清代政治在私心的作用下，制度的意义少，而法术的意义多。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秦汉至唐宰相制度演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清代政治“法术的意义多”的表现，综合上述材料，指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在远古中国,人类进入聚居生活之初,最先用的原始城市平面是非凡何形的圆形聚落布局。在群居生活基于理性渐发展以后,圆却渐渐演化为几何图形的方形。商周时期,华夏民族定居,开给有了文字记,形成了讲人伦、重礼治的观念,此前“无意识”地出现的方城形制,则因其体现了统治阶级“王建国,方正位,体国经野"的王权思想,国被周王朝作为“礼制”的内容或化身,融入了城市与建筑。
——摘编自万艳华《论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模式》
材料二 唐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城,其中宫城与皇域主要为城市的政治功能空间,外郭城为居住功能空间和商业贸易功能空间,以坊里为区域位,共有109坊,分三种类型。首先是市坊,东西两市,为城市商业贺易功能空间;其次是以居住为主的坊里,为域市居住功能空间;再次是功能单一的坊里,如个别大型寺院、国林、军营校场等独占一坊之地。通过这样的城市布局,唐长安城实现了严格的功能分区,三者分割,互不打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开封的城市布局不再严格实行功能分区,逐渐演化成坊市混杂,出现复合功能空间。城市布局虽依然分官城、内城和外城三层,内城的城市功能高度集中,不仅体现都城的政治功能,还附载着经济、军事、宗教、居住等其他配套功能。北宋开封的商业功能空间突破了东市、西市的固定空间限制,而是流动地弥漫于荷巷、桥头、城门乃至寺院等城市空间。复合功能空间的出现使人口的市内流动更加频繁,虽有利于商品流通,便利生活,但一旦发生疫情就会迅速扩散,不利于疫情的预防与控制。
——摘编自牛鹏《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与疫情防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远古到商周时期城市形制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由唐到宋城市布局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
材料一 西周时期，由于是以周王朝为核心的部族联盟灭掉了商朝，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由此形成了以“封邦建国，屏藩周室”为核心的分封思想。全国各地被成百上千个邦国所分割，他们虽然名义上有一个共主—周天子，可在邦国之内却独立行使统治权，兵役、劳役等事项周天子无权过问。而秦末汉初之时形成的新型分封思想，则是主张分封制、郡县制并存的一种政权构建方式。分封的诸侯国不再像西周的邦国那样保持行政上的独立完整性，总是或多或少地要受中央政权的干预与制约。此外，新型分封思想主张下的诸侯分封仅限于同姓子弟，而西周时期旧的分封思想则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功臣、先代贵族后裔。几十年后，“七国之乱”爆发，分封的诸侯国由此经历了大的转变。
——摘编自刘文超《试论秦末汉初的新型分封思想》
材料二 《史记·秦本纪》中曰:"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号为始皇帝。，其国家的形态结构与夏商西周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在全国范围内废除诸侯，建立起单一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这是一种"中央二郡县，一元化的行政体制。全国境内的"多民族，被纳入郡县这样的行政管辖范围之内，由行政管理所带来的政治上的统合可打散乃至融化族群上的差异。郡县控制了地方，有利于集权和统一。
——摘编自王震中《“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周的分封制与汉初的封国制有何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郡县制的特点及其影响。
材料一 古代罗马从建国开始，便与殖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传说罗马城便是由殖民者建造的。早期罗马殖民地多位于具有较高战略地位的边境地区。至共和国后期，殖民地开始被用于安置雇佣兵团体和解决国内部分的土地问题，以争取雇佣兵和公民的支持。殖民者一般由罗马公民、拉丁人、土著贵族以及亲罗马的蛮族殖民者等构成。罗马帝国时期，统治者越来越多地把罗马公民殖民地或拉丁殖民地的权利和称号赐予外省的城镇，行省的罗马化。罗马殖民范围可以说：罗马的疆界有多大，罗马殖民地的分布范围便有多大，哪里有罗马的军队，哪里便有罗马的殖民地。
——摘编自刘佐《略论古罗马的殖民问题》
材料二 15世纪末，葡萄牙的海外探险为殖民扩张提供一个新世界。随着西欧在机械和工业能力、武器上的优势以及在海上冒险技能的提升，使“各个民族分开的历史熔合成全人类单一的经历”成为可能。在这一连续的过程中，因为有了商业资本主义的注入而改变了性质，成为以攫取原料、市场为特征的近代“殖民主义”。
——摘编自王立桩《中世纪拓殖运动与近代殖民扩张关系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罗马殖民扩张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与古罗马殖民扩张相比，近代欧洲殖民扩张的差异，并简述其原因。
材料一 城邦是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形成于公元前8—前6世纪的古希腊。一个城邦包括一个城市及其周围的农业地区，方圆几十或几百英里，人口在几十万左右。城邦时代，还没有形成由几个城市和地区组成的领土国家，而是众多城邦国家并列。所有城邦均由三个身份集团构成：奴隶、无公民权的自由人和自由公民。奴隶没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他们归属奴隶主，是奴隶主的有生命的财产。与奴隶相比，无公民权的自由民有着独立的人格，有着自由的身份，但是和奴隶一样没有政治权利。自由公民是一种特殊团体，本质特征就是享有政治权利，有权参加城邦政治生活。
——摘编自徐海峰《古希腊城邦探析》
材料二 在古希腊各城邦中，雅典民主政体的建立在时间上先于其他城邦，因此可以认为雅典是古希腊民主政体的发源地，同时雅典也是希腊民主制的典范，其推行的一系列带有首创性的政治改革使公民有了较多的民主权利，因而发挥了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增强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古希腊文化的大繁荣与政治体制中的民主是分不开的，其以人为本的思想和在文化上取得的成就为西方文明奠定了基础，诗歌、文学、雕塑、艺术、哲学以其精湛和高雅成为后世作品的楷模和评判标准。
——摘编自刘永桃《探析古希腊雅典城邦政治中的民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雅典民主政治。
材料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画家在数量上不分上下。南方画家集中于南朝统治的重心，即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东地区；北方的画家分布在较为集中的陈郡、荥阳、济南、琅琊、乐安、彭城等郡分属青、徐、兖、豫所辖之地。
墓室壁画继承发展了汉代表现方式，经过整理与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壁画墓总计一百三十二座，其中北方地区有一百一十二座，南方仅有二十座。壁画墓年代在曹魏至十六国时期，出土地点几乎均位于河西走廊一带。十六国时期，河西成为北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佛教美术的充分发展是魏晋南北朝绘画研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问题，南朝有壁画的寺院有三十八座，而北朝只有十座，建康和江陵两地寺院总和已经超过整个南方的半数。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石窟遗址在全国总计有五十九处，北方就占了五十三处，而南方仅有六处，目前留有壁画的十八处石窟则均位于北方，这与寺庙壁画的分布形势刚好相反。佛教由西北陆路传入中国，石窟寺最先在西域、河西地区出现，进而传入中原与北方各地。河西走廊与祁连山脉沿线成了我国最大的石窟艺术群。西起敦煌的莫高窟、西千佛洞，东至永靖炳灵寺与天水麦积山，都有大量石窟壁画遗存。河西走廊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路，因而这里较早接触佛教，石窟寺也随之兴起。北方其他地区少有石窟壁画的遗存，而从石窟的分布来看，也主要集中在北朝时期的都城与比较重要的城市，如当时的平城、洛阳、邺地。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的石窟仅见于南京附近与四川北部的广元地区。
——摘编自赵振宇《魏晋南北朝绘画地理格局研究》
(1)根据材料，概括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分布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魏晋南北朝绘画艺术分布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高统治者为了实现自身的集权统治和一党专政的政治目的，不允许总统有被弹劾的风险存在，故而监察法并未规定对总统的弹劾权。同时监察法没有规定监察院的惩戒权，监察院受理的弹劾案件进入惩戒环节时需交付有惩戒权的机关执行。这一制度设计的初衷在于弹、惩分离，起到平衡牵制的作用。然而实际情况是，监察院弹劾案件在惩戒环节移交后，被弹劾人员会寻求庇护与四处打通关节，惩戒机关也往往敷衍了事。在“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实质上全国最高监察机构。监察院如果弹劾的是国民党政府委员等中央高官，便要将弹劾案连同证据材料移送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其监察效力难以充分发挥。“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监察院最终沦为南京国民政府中没有实用性的“摆设”。
——摘编自张京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法制及其史鉴价值》
材料二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苏维埃政府仅从1931年到1934年颁布的各种规范性的法律文件就达180余件，为中共建立起一套比较正式的监察机构奠定了扎实的法律基础。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党内监察制度、行政监察制度等，初步形成了以党政监察机构为主体，包括军事检查所、政治保卫局检查科、司法审判机关内设监察人员在内的苏维埃监察机关。而且，苏维埃政府还不断扩大群众监察员的参与，设置了由监察机关指导运行的群众性非正式监察组织，工农群众通过使用选举、检查、批评等手段来监督和罢免干部，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由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所辖各革命根据地被国民党统治势力分割阻隔而未能连成一片，所以中共在监察活动的实施工作体制上特别强调统一领导的重要性和分级管理的适用性。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十分注重在实践工作过程中不断加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工作力度，从而为苏区监察制度的施行提供了根本保证。
——摘编自谢建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监察制度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监察院最终沦为“摆设”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监察制度的特点。
(3)对比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监察制度建设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