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在探讨中国陶瓷的海上贸易线路时首先使用的,与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的发现与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与此同时,又有日本学者以中国陶瓷在海外各地的流布情况为基础,将这条古代东西方之间的陶瓷贸易与交流的海上贸易线路,称为“陶瓷之路”,认为它连接了“中世纪东西两个世界”,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海外交通史研究中,“海上丝绸之路”一词逐渐成为中外学术界广泛接受的概念,且一般将其作为“丝绸之路”概念在海上的延伸。
——孟原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
材料二 “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是港口。纵观全球著名海港遗址,往往缺乏港口考古成果的强力支撑,而“海丝申遗”工作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2021年,温州在建设城市主干道望江路下穿工程时,发现了朔门古港遗址,这一遗址是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温州地标江心屿双塔是我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古航标,分别建于唐代和宋代。古人建造如此宏伟的两座航标,正因为附近有繁华大港。而在南宋和元代,温州都曾设立外贸管理机构。遗址与江心屿双塔隔江呼应。遗址总面积达20万平方米,已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主要发掘成果如下:
区域 | 发掘内容 | 亮点 |
东端水门头区 | 奉恩水城门以外、水门河沿岸两侧的各类遗迹群组成。 | 包括陡门、桥梁、堤岸、斜坡式码头、成片房址等,年代及演变轨迹清晰。 |
中部邻江港口区 | 呈东西向条带状分布,为沉船、码头等遗迹分布区。 | 两宋时期的突堤式码头。 |
发现2艘福船(福建造木帆船,适合远洋航行)。其中1号宋代沉船残长12.4米、残宽4.1米,推测全长约20米。 | ||
地层中出土有大量瓷片。集中分布的瓷片堆积多呈条带状,形成于元代。其中九成以上为龙泉瓷,基本无使用痕迹。 | ||
西端南侧瓮城区 | 早、晚两期瓮城基址及砖、石道路等遗迹。 | 宋元时期瓮城城墙平面呈圆弧形,明清时期改为方形。 |
——据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栏编写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用一句话概括“海上丝绸之路”一词的含义,并简述这一词的使用与中国陶瓷之间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寻找相关信息,佐证温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的“繁华大港”。结合所学,简述考古发掘的价值。
A.考古发现有助于探知历史真相 | B.考古发现决定了历史研究水平 |
C.考古发现相较科学研究更真实 | D.考古发现应与文字记载相印证 |
3 . 2022年6月,研究人员对三星堆“祭祀坑”新出土文物中的近200个样品进行了碳14测年,测年数据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前1012年,3号坑、4号坑、7号坑和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为商代晚期,从而解决了过去三十年来关于“祭祀坑”埋藏年代的争议。这说明( )
A.历史认识取决于时代变化 | B.考古发现弥补了文献的缺失 |
C.考古发现丰富了历史认知 | D.科技进步影响史学研究水平 |
材料
三星堆出土文物 | 世界其他地区的出土文物 |
二号坑中出土的青铜立人像高达260.8厘米,可能象征集王权、神权于一体的首领人物。两个祭祀坑内还出土有一批发式、头型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和20件青铜面具。 | 古代西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阿卡德等文明,基于对于神权和王权的理解和表现,制作了大量石雕、青铜铸造的人像和神像,形成体系性的“偶像崇拜”现象。 |
一号祭祀坑出土了一件黄金箔包裹的木质杖体,残长约150厘米,杖体上端保存纹饰图案。 | 古代西亚、埃及等文明中帝王使用权杖多在杖首或杖身顶头部有图案,描绘胜利者的功勋,或叙述某件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 |
祭祀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青铜面具,在一些青铜头像的表面,还贴附有黄金箔制成的金面具。 | 伊拉克出土的一尊古代“三头母山羊”青铜造像就是在青铜铸造的三头母山羊的头部表面,覆盖用黄金箔片制作的面罩。 |
——摘编自霍巍《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
(1)根据材料,归纳三星堆青铜文明与世界古代文明的相似文化现象。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三星堆出土文物反映出的古蜀社会特征,简析三星堆文明的历史价值。
A.遗址出土有陶器和较多陶器碎片 |
B.多人合葬墓随葬品有陶钵、陶罐、骨器等 |
C.单人墓随葬品有陶器、石磬、玉钺等百余件 |
D.陶器上绘有丰富多彩的几何图案和动植物纹样 |
A.丝绸之路是中外交往主要通道 | B.中原与西域生活方式没有区别 |
C.区域间经济文化交流早已存在 | D.内蒙古曾是中华文明核心地区 |
A | 《史记》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欲为省,毋烦民。”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江村大墓陪葬物品相对简朴。 |
B | 元代文献记载:“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清代陕西巡抚在凤凰嘴立碑,上书“汉文帝霸陵”;江村大墓距凤凰嘴约2公里。 |
C | 西汉帝陵实行“同茔异穴”的制度,即皇帝与皇后墓同处一个陵园,但各有墓穴。江村大墓距汉文帝窦皇后陵约800米,两墓四周发现了围墙,构成了一个陵园系统。 |
D | 江村大墓出土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印印文有“车府”“器府”“中骑千人”“府印”“仓印”“中司空印”“中司空丞”等多枚汉代官署印章。 |
A.A | B.B | C.C | D.D |
材料 秦并一海内,在全境推行郡县制,并在县以下普遍建立起乡里制度。汉承秦制,三国又承汉制,从走马楼吴简揭示的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县级)的治理情况看,乡稳定地作为一级行政单位承担力役征派、赋税交纳、户籍编制等职能。《汉书·百官公卿表》记“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东观书》记“(东汉)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两汉时平均每县辖3—4乡。三国时期,临湘是长沙郡首县,郡仓、监狱等高级别机构皆设于此,潘濬军府也驻扎在附近。当代史家根据出土文物推断孙吴临湘侯国辖12乡,后史家综合利用长沙出土汉吴简牍、六朝石刻等地方档案,以及长沙城考古成果,判断三国孙吴黄武至嘉禾年间临湘侯国共辖平乡、广成乡等11乡更符合历史真相。
——摘编自徐畅《三国孙吴临湘侯国辖乡的数量与名称再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湘阴侯国行政规划上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构成东吴湘阴侯国(县级)行政特点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