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8年，旅京山东人士受危机意识和乡缘观念的驱使，创办了《山东杂志》。其发刊词指出：“《山东杂志》何为而作也？乃为东人筹生活之计、自全之策，而广集事汇、兼为论说，偏陲之父老子弟，使易其积习，以免于危亡也。”杂志由山东同乡集股经营，初次召集时，“大众非常踊跃，认百股者三人，其余十股至五十股不等，约计已集约在千股以上”。杂志在山东省内的东牟公学、济宁公立阅报所以及各府中学堂等地广设代派处，还采取“代销杂志十份以上者酌提一成”等办法促销。杂志的载文分为十类，即论说、朝政、学务、民风、吏治、实业、交涉、要闻、轶事、杂录。杂志以大量篇幅介绍近代社会政治学说，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活动、野心和手段进行揭露，对清廷的吏治腐败和对内昏庸、对外出卖国家利权的事实进行批判。

——摘编自孙向群等《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山东杂志>评述》

材料   17世纪，英国商人雇用荷兰船只承运海外贸易的现象司空见惯，数量众多的荷兰商船游弋在英国的贸易区域，对英国的贸易和军事而言绝非益事。随着殖民地贸易兴起，英国允许外国船只参与英国贸易，但授予英国商船优先权。17世纪50年代，英国殖民地经济渐成规模，这为1651年《航海条例》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航海条例》数次强调进出口贸易必须使用英国或其殖民地的船及船员，禁止外国商人在英国及其殖民地合法经营渔业，如若违反则没收其货物及商船。此后，一系列用以规范和阐明英国船只特权及财产转让权的法令都被冠以航海法令的名称，“这些法规起源于国家政策，其目的是增加英国航运业的收入，并为国家海军提供海员，同时成为岛屿帝国的天然堡垒。”

——摘编自柴彬、齐玉凤《17世纪英法海事法令与海上贸易秩序建构》

材料   19世纪以来，铁路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中国的铁路建设始于19世纪晚期，早期铁路修筑多出于增强军事实力和稳固清政府统治的目的。甲午战争之后，政府官员普遍认识到铁路的军事价值，确定了以修建铁路为“力行实政”的首要项目，修建速度明显提升。1895-1911年间平均每年新开通544公里；铁路客运量达到162330万人，货运量达243233万吨。一大批铁路沿线的乡村迅速发展为城镇，带来了大量人口聚集。铁路的开通极大地便利了报刊的发行，为新思想和民族国家观念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流播奠定了基础。晚清政府因财政条件的恶化，筑路资金不得不大量依赖外债，外债借款合同中附加的特别条款不仅削弱了铁路自主权，也刺激了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20世纪初，伴随铁路展筑，社会冲突频发。

——摘编自赵劲松、何佩霖、蔡杨《晚清铁路建设与辛亥革命》

材料：清政权建立之初，一度压制书院发展。然而，对于已经存在了几百年的书院，政府强行禁止，颇感困难。康熙年间适当放宽对书院的控制，并将其疏引导入其所设计的发展轨道。康熙二十四年，湖南巡抚在重建被吴三桂叛军毁坏的岳麓书院院舍后，两具疏章，请求御书匾额及赐经史诸书，借以巩固岳麓书院的地位。部议准其所请。二十六年春，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遣送到山，从此岳麓书院重又兴盛起来。同时得到匾额的，还有白鹿洞书院及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朱熹祠七处。至乾隆年间，皇帝屡下谕旨，规范书院管理，聘请院长，选择生徒，皆有标准。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上下一统的书院教育体系逐渐形成。

                                                                                  ——摘编自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增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