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文化领域的和而不同 | B.城市市民文化开始兴起 |
C.对外贸易繁荣的影响 | D.匈奴与中原的密切交流 |
A.明确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任务 | B.扭转了敌后抗战的被动局面 |
C.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 D.强调思想文化进步的重要性 |
A.士大夫竭力维护文化垄断地位 | B.中华文化主导了朝鲜社会生活 |
C.朝鲜认可宗藩体系的身份定位 | D.西学东渐之风激发了民族意识 |
A.印欧人名称的由来 | B.拉丁语的广泛传播 |
C.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 D.欧美语系文字区别 |
A.一战结束是美国社会最公平的时候 | B.贫困率高低与美国经济发展成反比 |
C.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蕴含危机 | D.宏观调控政策有利于贫困率的下降 |
材料一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启动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到1901年城市人口占比为78%。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经济重心向北移动,新的工业城市在北部和西部兴起,人口也发生了相应的流动。随着人口增多,城市功能也不断得到完善,还出现了各具功能和特色的城市,如以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以交通运输为主的城市。便利的交通使得全国大中小各类城市连接畅通,还形成城市密集性地区,导致城市群的出现。英国城市化初始阶段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是依靠对其他农业国的掠夺,例如1757~1815年,英国仅从印度搜刮的财富就达10亿英镑之巨。受自由放任政策影响,英国城市化进程避免了政府的干预,但由于缺乏政府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城市内部规划混乱、杂乱无章,传统“城市病”也逐渐显现。
——摘编自曾宪明《城市化与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 在20世纪40年代末独立之前,印尼经历了长期的殖民统治,全国只有7%的人口称得上为城市人口。独立之后,印尼经历了城市的快速增长,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形成了一批新的省会城市,到70年代末城市化率已达22%。80年代以来,许多与农村居民生活有关的加工业、手工业、纺织业等农村非传统产业迅速向城市集中,成为吸引和吸收农村人口就业和城市化的主要力量。但此时印尼尚无一个清楚的产业布局政策,外国资本的流入基本会选择爪哇—巴厘地区作为自己的产业基地。另外,由于无法克服交通不便等困难,人口向外岛迁移的诱因不足,广阔的外岛地区只提供了6%的制造业就业机会。与城市化相伴而来的是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村人口涌入和民族分裂等社会问题。
——摘编自高强董启锦《印度尼西亚农村城市化进程、特点、问题与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英国和印尼城市化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印尼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不同于以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原因及其启示。
材料一 明朝的学术界“谈良知者盈天下”,士人中出现了“凭虚见而忽躬行,甚至越绳墨自恣”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一些儒学家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对宋明儒学的反省和批判中,积极致力于“儒学精神的重建”。例如顾宪成把关注国事、天下事放在首位,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的口号,他还认为把孔孟之道说成“万世无弊”的绝对真理是错误的,任何思想在发展和传承中都会出现“失真”。他和其他东林学者力求把讲学与救世情结结合起来的学术努力,反映了晚明儒学发展的新动向。
——摘编自姜林祥苗润田《中国儒学史明清卷》
材料二 维新人士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到对儒学经典的批判,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割裂,挖空了传统儒学的内核。他们提出后世儒家失去了“孔子真精神”与“儒教真义”,继而提出“孔教复原”即恢复“孔子真精神”。康有为鼓吹孔教本来是完美无缺的,孔子的真精神被之后的历代儒家所抛弃。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理论宣称中,各个时期的儒家经典与儒家圣贤都受到了批判,孔子成了孤军奋战的“孤家寡人”。
——摘编自李博《试论近代儒学的危机与流变(1840~1919)》
材料三 五四运动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批判,但并未完全摧毁李大钊对儒学价值观的肯定。学贯中西的他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提出了自己对待儒学的独特观点,他既肯定和尊重儒学的“真理”,也对其中的“糟粕”进行了反思和批评。基于这些思考,他从理性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儒学与西方学说相结合的主张,“期与东西文明之调和有所裨助,以尽对于世界文明二次之贡献”。
——摘编自姚文兴《论李大钊的儒学观》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一、二、三中学者对儒学态度反映出的时代背景。(2)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上述材料中“儒学精神的重建”“孔教复原”“东西文明调和”的内涵,并予以评价。
A.旨在维系和传承民族精神 | B.继承并发展各国文物 |
C.利于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 | D.研究和开发文物资源 |
A.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 B.明朝与南亚存在文化交流 |
C.中西之间的贸易往来紧密 | D.斯里兰卡是当时的贸易中心 |
时间 | 内容 |
1982年春 | 总理李光耀首次以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作为“治国之纲” |
1988年10月 | 副总理吴作栋强调“要把东方的价值观提升为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成立专门负责拟订国家意识的委员会,政府每年还开展一次“国民意识周”活动,培育“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 |
1989年1月 | 总统黄金辉首次在国会演讲中提出“共同价值观”,强调要“保存新加坡各族人民的文化遗产,并维护代表新加坡精神的某些共同价值观,这样才不使我们迷失方向” |
1996年 | 吴作栋总理在发表国庆献词时,提出“我们现在必须完成比发展经济和创造美好生活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培养新加坡人的认同感和建立国家的特质” |
A.消除不同民族的差异 | B.突出儒家的大同精神 |
C.抵制外来文化的同化 | D.维系移民社会的安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