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文帝及其子景帝在位期间，坚持“无为而治”。汉文帝曾经减免田租，景帝则将田租由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并立为定制。汉文帝一度将“算赋”（人头税）由120钱减为40钱，景帝则将男子为国家服徭役的年龄由17岁推至20岁。文帝、景帝自奉节俭，屡次下令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汉文帝废除了秦朝的连坐制，将几种残害肢体的肉刑改以笞刑代替，景帝又减少了笞刑数目。在边境地区，汉文帝与匈奴继续实行“和亲”。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等
材料二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快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天子（汉武帝）观于上古，然后加惠，使诸侯得推恩分子弟国邑，故齐分为七，赵分为六，梁分为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为王，王子支庶为侯，百有余焉。吴楚时，前后诸侯或以适削地，是以燕、代无北边郡，吴、淮南、长沙无南边郡，齐、赵、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纳于汉。诸侯稍微，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上足以奉贡职，下足以供养祭祀，以蕃辅京师。而汉郡八九十，形错诸侯间，犬牙相临，秉其院塞（险要之地）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
——司马迁《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文景之治”形成的原因。(2)概括材料二中汉武帝初期所面临的政治问题和解决方法，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两条汉武帝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
严复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他认为当今中国所患者为愚、贫、弱三者，故当务之急乃“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是以讲教育者，其事常三宗：曰体育、曰智育、曰德育，三者并重。”他很看重体育，认为，“今者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他敏锐地意识到国民体质不单纯是一个生物学问题，更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重要问题。关于德育，严复认为德育的目的是教育国民去奴性，讲民主。“欲进吾民之德，于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他批评八股科举具有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其破坏人才，国随贫弱”。同时，严复对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也进行了批判。“中国所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严复批评了清末学部对教科书未能及时重视，而任凭坊局随意出售教科书的状况。他主张改国定制为审定制。
——摘编自王艳玲《论严复教育救国思想的理性色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严复的教育思想主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严复的教育救国思想。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答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焉。
生民之本，要当稼稽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树圈之所生。复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
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士大夫之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师，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节选自《颜氏家训》
请通过对上述材料的筛选，结合所学知识，从古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史中任选一角度阐释《颜氏家训》的史料价值。（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尚儒学，是儒学的发展基地；齐地学术较为庞杂，阴阳五行学、道家之学、儒学都相当发达，楚地道学与词赋最具特色；三晋以法家与游说之士为盛；秦地主要接受三晋学术。但以各地所出文化人才而论，则以关东的齐鲁三晋郑卫周等地最为兴盛。
——摘自邹逸麟《中国历史地理概述》
材料二 据张瀚《松窗梦语》载：“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轶类书，成荟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至荐绅博雅、胜士韵流，好古之称藉藉海内，其藏蓄当甲诸方矣。”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近年士大夫享太平之乐，以其聪明寄之剩技，吴中缙绅，则留意声律。又如案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寄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之。”
——摘自陈江《明代中后期的江南社会与社会生活》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并指出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学术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2）根据材料二，指出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文化现象的特点并指出推动该文化现象的主要社会阶层。
（3）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和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具有的社会转型的共同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