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蒙古三次西征以后，蒙古统治者挟持军事上的胜利，将大批被征服者迁徙到东方。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回回人，这些回回人原是居住在葱岭以西、黑海以东，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迁入中国后从事手工业、农业和充当职业军人，担任传教士，或者依靠贸易为生，少数人在中国当了官。另有一些从唐宋以来就频繁地出入沿海港口、经营对外贸易的阿拉伯人，和当地民族居民通婚，产生了“土生蕃客”的侨民世家。回回人东迁以后，这些穆斯林侨民也加入回回这个队伍中。从那时起，在中国便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仰伊斯兰教为特点的，使用汉语而又具有学习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历史传统的回回民族。

——摘编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   2019年全球移民数量2.72亿人，2020年的数据为2.81亿人。欧洲占国际移民总数的比例达30.9%，亚洲30.5%，北美20.9%、非洲9%。2020年，65%的国际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国家，31%的移民居住在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居住在低收入国家的仅占4%。约占78%的国际移民处于15岁至64岁的劳动年龄。截止2021年底，全球因迫害、冲突、暴力以及违反人权等导致的被迫移民人数再创新高，总数达8930万人。

——摘编自陈积敏《当前国际移民的新动向及其启示》

材料一        清政府在实施民族政策方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如对不同民族地区（包括汉族聚居地区）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在不同民族地区根据不同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行政管理体制。清朝统治者有着较为成熟的民族政策观念，对不同民族实行不同的民族政策，如对蒙古诸部与对汉族实行不同政策，对西藏与对新疆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等；对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也实行了不同政策，如对内属蒙古与外藩蒙古实行不同的政策；在不同民族“各得其治”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统一和社会的长期稳定。清朝政府陆续制定和增修《理藩院（部）则例》《回疆则例蒙古律例》西藏通制》等，确认了有关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职官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宗教制度、经济贸易制度等。这使清朝官员在管理民族事务方面有章可循，在处理民族问题方面有法可依。

——摘编自余梓东《浅谈清代民族政策的启示》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探索实践长达百年之久，可谓是实践经验丰富。丰富的民族政策实践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话语权。如在“卢沟桥事变”的第二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向全国发出了抗战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并号召“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更是专辟一章来阐释新中国的民族政策，明确了"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的总基调。民族政策实践的一大优势，还在于在解决民族问题的探索实践中找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会会议上指出：“回顾党的百年历程，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摘编自白利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族政策机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