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政府当初以“以工代兵”为计划，以此来达到参战的目的，十几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最终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跻身于巴黎和会和十几万华工的英勇表现是离不开的。也因此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日本四处散播谣言，指责中国在宣战后一心内讧，宣而不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时，中国代表陆征祥闻言立马驳斥日本，说道：“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

——摘编自吴琼《一战华工：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驱》

材料二：英国人视华工为低人一等的苦力，甚至认为华工是不成熟的儿童。英国国会档案记载，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更大的风险”。虽然他们为英法两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却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得到。1917年5月，来自法国哈维尔港的一份治安报告指出，当地部分法国人对华工不友好，他们甚至聚众反对当地的华工。

1988年法国总统代表保罗·基莱斯在华工纪念仪式上，不仅为华工纪念铜牌揭幕，且向两位健在的华工颁发了法国级别最高勋章——“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成为一战华工纪念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017年英国政府正式承认并纪念一战中的中国劳工……

——摘编自张岩《一战华工历史论述的语境变迁与意义重建》等

材料   1907年，王淦昌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县，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本科生，江苏省赴德国柏林大学官费留学研究生。1956年王淦昌通过实验发现了第一个荷电反超子——反西格玛负超子，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以及核武器的试验研究和组织领导，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追授王淦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78年担任原子能所所长期间，王淦昌成立学术委员会，领导改建101反应堆工程，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86年3月，王淦昌等人联名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即后来通称的“863”计划。在王淦昌等人努力下，我国第一座30千瓦压水堆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开工建设，我国掀开了核工业自主创新、加快发展的新篇章。2003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以王淦昌的名字命名编号为14558号的小行星，以此纪念他为核科学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共青团中央《百年青运跟党走——“我愿以身许国！”为祖国核事业隐姓埋名17载，古稀“归来”仍少年！》

材料一 1871年3月,法国工人阶级建立了巴黎公社,在国家治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正如马克思所说:“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公社“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在“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助”下通过普选方式选出公社委员。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公社,它拟定和颁布文告与法令,然后通过其下属的10个委员会来具体落实。在70余天里,公社颁布了几百个文告、法令,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公社还米取包括废除高薪、不得乘坐豪华轿车、马车在内的多项措施来防止公职人员的腐败与变色,并始终关注及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如解决工时、工资与食品安全等问题。总之,巴黎公社对理想社会的有益探索,为世界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摘编自秦正为《制度体系视阙下的巴黎公社及其经验教训》

材料二 近代报刊的舆论导向功能受到中共早期领导人的推崇。他们在利用党内刊物构建巴黎公社图景的同时,也进行公开宣传。1922年6月,李达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最猛烈的“巴黎的自治团”与十月革命相比,失败在于“没有共产党任指挥”。1922年12月,周恩来在旅欧党组织机关报《少年》发表文章,称巴黎公社为“巴里共治团”,肯定十月革命与巴黎公社的一脉相承性。1925年3月,《新青年》推出第一个纪念巴黎公社的特刊,多篇文章在肯定巴黎公社的同时,深刻总结了其失败教训,认为,“政府权力不集中,对待反革命势力太宽恕”,“都可以做后来无产阶级运动的前车之鉴”。1926年3月18日,共青团中央书记张太雷在《巴黎公社纪念日》的演讲中,颂扬巴黎无产阶级创造新世界的能力,结合国民革命形势着重强调中国的无产阶级及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在民族运动中,应该从巴黎公社得到更多的教训。20世纪20年代,中共对巴黎公社进行了广泛宣传,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摘编自束锦《中国共产党对巴黎公社的认知与传播(1920~192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