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0年，毕业于日本大阪医科大学的余云岫发表文章，彻底否定中医理论，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医之争。余氏称中医的“阴阳五行十二经脉等都是说谎”，是“非科学的”，要“一切打空”。恽铁樵从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中医理论，回击了余氏的攻击。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中医也纷纷著书立说，回应余云岫的挑战。
1925年，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遭到了西医界的坚决抵制。此后中西医界关系迅速恶化，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先进与落后之争；而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双方讥讽之言与谩骂之词日趋激烈。
1929年2月，西医界代表提出了废止中医的议案。在中医界、舆论界及工商界的努力下，议案未获通过。但中医之生存危机并没有消除。在论战中，中医不合科学之特性已被充分揭示出来。经历了此次生死抗争的中医界不少有识之士，也深刻意识到中医革新、中医科学化的迫切性。
——摘编自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1929年中医存废之争评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知识，对“20世纪20年代的中西医之争”进行评述。（要求：观点明确，表述成文，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观点。（要求：可对观点进行评析，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明末清初，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还进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天主教耶稣会士的来华传教，是以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为背景的。……来华较早并影响较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1552~1610年）。德意志人汤若望（1591~1666年）比利时人南怀仁（1623~1688年）等，也较著名。……耶稣会士在传教的同时，除了向中国朝廷和士大夫进献一些新奇工艺品外，也介绍了某些科学知识。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世界五大洲的面目
——《世界史·近代史》（上卷）
材料二 200多年前，欧洲兴起中国文化热。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性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源头。当时的欧洲，国家主要由皇权和贵族统治，平民没有受教育的权利，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欧洲人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极为推崇。
材料三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欧阳哲生《严复评传》
（1）材料一反映了当时中国兴起的什么潮流？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股潮流兴起的国际背景。
（2）依据材料二，概括指出中国文化中可供欧洲人借鉴的元素。并进一步分析200年前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意义。
（3）请各举一例分别评述材料三提到的“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出现的文化倾向。
（4）综合上述材料，反映了中国社会怎样的变迁趋势？
材料一 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变法涉及农业、商业、水利、赋税、基层管理、军事训练、科举教育等诸多领域。王安石变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强兵的效果并不明显，北宋与西夏开战，又以失败告终。变法存在用人不当，在执行过程中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也引起了激烈争议。围绕变法问题，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日益严重，北宋逐渐走向衰亡。
——摘编自《中外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变法必然要向旧制度、旧秩序宣战，守旧势力也必然会为了自己的利益，抵触和反对改革。此外，维新派缺乏可靠的社会基础，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没有严密的组织，又寄希望于并未完全掌握实权的皇帝身上，最终变法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
——摘编自颜炳罡《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材料三 清末新政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革，这些变革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第二阶段即预备立宪，是体制本身的变革，这是前一阶段各项体制内变革发展的必然趋势。预备立宪开始初期，官制改革之事闹得沸沸扬扬，不仅遭到地方督抚的反对，而且还引起了立宪派的不满，他们认为，“政界事反动复反动，竭数月之改革，适今仍是本来面目”。立宪派请愿速开国会，但在皇权的压制下毫无结果。他们慨叹：“日日言立宪，宪政重要机关之内阁，首与宪政之原则背道而驰。呜呼，其何望矣！”革命派则始终对清廷立宪持反对的态度，他们一方面纷纷痛斥清政府在搞“假立宪”“伪立宪”，认为所谓的预备立宪“并不是真正立宪，实在拿立宪骗人”；另一方面则不断地发动武装起义，用革命的武器做出坚决彻底的批判。
——改编自李细珠《试论新政、立宪与革命的互动关系》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分别指出王安石变法和戊戌变法的目的，并概括两次变法失败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选择立宪派或革命派对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态度进行评析。
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初英国巡回法庭所审判罪犯人数。
| 年份 | 犯人数量 |
| 1805—1809年 | 23462 |
| 1810—1814年 | 30613 |
| 1815—1819年 | 58662 |
| 1820—1824年 | 65227 |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p.154.数据仅限英格兰与威尔士
材料二 时任内政本臣皮尔在议会下院指出，盗窃犯构成了犯罪阶层的主体。……其二，从地域分布来看。英国工业区或城市郊区的治安形势明显要比乡村地区更为严峻。 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更大冲击。其三，19世纪英国诉讼费用的降低、新警察制度的建立、执法效率的提高都会使起诉案件的数量比18世纪有大量增加。
注：法院判决定罪才能称之为罪犯。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犯罪问题及其社会成因》
材料三 (英国)各地监狱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分原则的混合羁押是 18 世纪英国监狱遭受普遍诟病的突出问题之一(不分罪行轻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第二，物资匮乏导致狱犯生存境况堪忧。 第三，缺乏监管使得监狱秩序混乱不堪。因财力所限，许多监狱都缺乏专业的管理者，地方监狱尤其如此。在此种情况下，狱监只好从犯人中选出“监管者”，让罪犯自行管理。第四，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也是英国监狱的严重积弊之一。
19 世纪初，英国的刑罚体系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刑罚危机”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代替传统刑罚的新机制。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监狱状况已在整体上大为改观。 首先，新式监狱的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效抑制了流行病的传播。其次，新式监狱不仅受到内政部的统一监督，也享受统一补贴。 狱警开始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并纳入带薪公务人员行列。再者，犯人的基本食宿条件有了保证。 最后，监狱管理……不再过分强调惩罚，管理中加入了更多的激励、奖励措施，教育感化逐渐成为新的规训手段。
英国政府何以对监狱改革报以如此高昂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监狱问题和刑罚危机之外，通过监狱改良来提升国家威望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考量。当时的一位监狱改革者亦道出了这一归旨：纠正罪犯的恶习，使之改邪归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不仅标志着人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文明世界中的崛起。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监狱改革论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上半叶英国犯罪问题的特点及形成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英国的监狱制度的变迁。 (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16—18世纪，印度莫卧儿时期的纺织品主导了世界纺织品市场。印度可以按照客户的不同需求做出相应的设计，而且还能满足不同地区客户的色彩偏好，深褐色、黑色与深红色网格图案被泰国人喜爱，那些锯齿状边框、边缘部位采用几何图案或小花朵的设计样式被东南亚的人追捧，而大量开花的植物、树木图案的纺织品被运往了欧洲。随着欧洲商人对印度棉纺织生产控制的逐步增强以及进口量的增加，欧洲各国国内传统的毛纺织业、亚麻纺织业以及刚起步的棉纺织行业均受到了一定的威胁。于是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措施被提上日程。1700年，英国议会颁布禁止法令，“绝对禁止印度、波斯和中国的印花织物输入，但是可以进口白棉布到英国进一步加工。同时，允许英国作为中转国将印花织物输送到其他地区”。
——摘编自杨静《从贸易角度看纺织文化的交流互鉴——以16—18世纪的莫卧儿王朝为例》
材料二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总值由1780年的355060英镑上升到了1790年的1662369英镑，再上升到了1802年的7624505英镑。这种持续的增长最终导致棉纺织品的出口取代了英国传统的民族工业—毛纺织产品的出口。正是在18世纪中后期英国棉纺织业的迅猛发展中，出现了国际性的劳动分工，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建立，世界逐渐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单位，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在英国的棉纺织贸易中逐渐形成。
——摘编自杨松《近代英国棉纺织业发展研究（1760—1860）》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莫卧儿时期印度的棉纺织品能够享誉世界的主要原因，并分析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各国采取的保护主义措施所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英国棉纺织业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抗战期间，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存在着的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他指出，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变的枢纽”。他指出，运动战、游击战是主要的战争形式，要根据战争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运用运动战、游击战和阵地战。他还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论持久战》等
材料二 基于中国土地广袤、人口众多，国民党认为，持久战战略分为防御和反攻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应着重于防守，依靠现有军队，多线设防，“固守阵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拖延战争，以待国际列强的干涉，这是“抗倭胜利唯一要诀”；第二期则采取决然进攻态势。
——摘编自尹艳辉、栾雪飞《试析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持久战略》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概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抗战战略的异同。(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内容，评析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战略主张。
材料一 夏商西周时期的“先王”们都是“议事以制，不为刑辟”，他们“临事制刑，不豫设法”的做法，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把法的历史推进到成文法时代。春秋时期人们频繁地引用典、制、常、则等法律形式，说明他们的时代不存在大规模的法典。到了战国时代，平民数量急剧上升，在社会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平民已经有了诉讼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法治思想就不应再表现为当政者的“临事制刑”，而应当是事前“为刑辟”，制定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形式较为统一的成文法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编自徐祥民《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意义》
材料二 秦朝的法律制度已初步确立了我国古代各项法律的原则。经过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的发展，至隋唐时，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日臻成熟，体系日益完备，《唐律疏议》的颁布代表着中华法系的完备——以《唐律疏议》的完成为标志，儒家学派的某些基本主张被精巧地纳入成文法典之中，此时法律便与儒家思想的“礼”完美结合，以礼为主，出礼入刑，礼法合一，体现了刚柔相济的管理模式。基于宗法家庭观念长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礼”作为民间的风俗习惯在寻常百姓中发挥着重要的规范作用。“法治”维护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礼制”则成为维护这个政体的社会基础。
——摘编自陈栋良的《传统中华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
材料三 美国宪法虽然产生于独立战争的革命胜利之后，但它深受英国及欧洲大陆启蒙思想的影响，是最先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宪政化的楷模；同时也是对美国人民宪政实践的总结，并且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完善和发展。美国宪法的创制与实施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宪政文化，其规定的政权组织形式典型地体现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组织原则，有关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即人权法案反映了权利至上、公权力依程序行使的法治原则。用宪法形式确立的美国式的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架构和宪政运作范式，是对西方法制观念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具有其独特的法律文化意义。
——摘自季金华、金成富《美国宪法的成长及其法律文化意义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说明先秦至隋唐时期中国法律的演变趋势，并分析这种趋势的成因。
(2)根据材料三，概括美国宪政的原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美国宪政原则的实践。
材料一 “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
“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制险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史记·蒙恬列传》
材料二 古罗马也曾修筑过“千里长城”。从1世纪到3世纪，罗马人为防备日耳曼人的袭扰，陆续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修建了一条“防御之墙”，从今天德国的波恩附近直到雷根堡附近，全长584千米。另外，公元117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来到不列颠视察后，下令修建长城以抵御凯尔特人，该长城由三个罗马军团历时约六年分段筑成，史称哈德良长城，全长约118千米。
——摘编自马兆锋编著《伟大的古罗马文明》
材料三 清朝入关后，一直没有修缮过长城，康熙三十年（1691），古北口一带的城墙有不少地方损坏倒塌，边防总兵蔡元上疏朝廷请求修缮，工部等建议康熙帝予以批准。康熙帝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历代经常修缮，但从来都没有因此而免除边患。他说：“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
——摘编自徐永清《长城简史》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欧亚帝国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共同原因。(2)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康熙帝对修筑长城的看法。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近代以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从清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 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拆掉。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
——摘编自周锡瑞《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材料二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 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于1939年 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改造计划。改造过程中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到1940年初，随着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 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 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中国城市改造过程中拆除城墙现象。(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抗战期间重庆城市改造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