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 A．《浅议早期国家政治制度的创始者——禹》 |
| B．《趣谈秦始皇与郡县制》 |
| C．《简述宋代行省制度与中央集权制的强化》 |
| D．《论明清内阁制度的沿革》 |
材料 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效率与代表性农业生产水平
| 朝代 | 南北综合亩产土地生产效率 | 增长指数（以汉为基数） | 主要产粮区亩产（汉小石/汉小亩） | 增长率（以汉为基数） | 劳动力年产原粮（斤） | 增长率（以汉为基数） |
| 战国中晚期 | 216 | 92.8 | 2.31 | 81.9 | 3318 | 92 |
| 秦汉 | 1264 | 100 | 2.82 | 100 | 13578 | 100 |
| 东晋南朝 | 257 | 97.16 | 2.74 | 97.16 | ||
| 北朝 | 257.6 | 97.52 | 2.75 | 97.52 | ||
| 唐 | 334 | 126.6 | 3.57 | 1126.6 | 4524 | 126 |
| 宋 | 309 | 117 | 4.03 | 142.91 | 4175 | 116 |
| 元 | 338 | 128 | 4.03 | 142.91 | ||
| 明 | 346 | 131.9 | 4.21 | 149.29 | 4027 | 112 |
| 清 | 367 | 139.0 | 14.52 | 160.28 | 2262 | 63 |
——摘编自朱珠《明清时期传统农业技术的非生态转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农业生产效率的发展趋势。(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表中某一时段，围绕“农业生产效率与社会发展”展开论述。（要求：史论结合，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明世宗即位(1521年)后，“革锦衣卫冒滥军校三万余人”，重用费宏、杨一清、张璁等勤政、清廉名臣。“以南畿、浙江、江西、湖广、四川旱，诏抚按官讲求荒政”。嘉靖八年“以议狱不当，下郎中魏应召等于狱，右都御史熊浃削籍”，并陆续惩治数百个祸害百姓的官员。四十三年派总兵官戚继光平定福建等地倭患。 因此称赞说，世宗“御极”后“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
—摘编自[清]张廷玉等《明史》
材料二 1524年，羁押在广州的葡萄牙使团成员维埃拉在撰写的《广州葡因书简》中描述：“中国官员不干事实，除盗窃外，不为当地着想⋯⋯也不爱百姓，只掠夺、杀害、鞭打，对人民施暴。百姓受这些官员的虐待超过受地狱魔鬼的，因此百姓不爱国王和官员，每天都在叛乱，成为强盗⋯⋯人人都思变，因为都准备摆脱奴役，比我说的情况还要坏，他们希望这些在广东的葡萄牙人到来。”
———据[葡]维埃拉《广州葡囚书简》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明史》《广州葡囚书简》对明朝中后期国家治理看法的不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广州葡囚书简》相应说法的成因。
材料 1925年，王文明到广州，参与组建琼崖革命大同盟。同年10月，他受中共委派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国民党，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6年1月，他率部渡海南下讨伐琼崖军阀邓本殷，光复琼崖。6月，王文明在海口主持召开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当选为书记。大革命失败后，王文明依靠民众坚持斗争，在母瑞山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1930年1月，王文明因积劳成疾病逝。冯白驹接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冯白驹是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他的带领下，革命形势一度大好。1932年反“围剿”失败，冯白驹率领幸存的革命武装转入母瑞山坚持斗争。抗日战争中，冯白驹领导的革命队伍，始终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经艰难困苦，多次击退敌人进攻，巩固与扩大了抗日根据地，成为琼崖人民抗日的中流砥柱。1946年内战爆发，冯白驹领导琼岛军民，挫败国民党的进攻。在艰难的环境中，冯白驹领导海南军民创立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光辉业绩。
——摘编自赵叶苹《琼崖革命第一人：王文明》《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冯白驹》等
(1)根据材料，简述王文明与冯白驹相似的革命经历。(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文明和冯白驹所具有的时代精神。
材料：下图是历次工业革命驱动因素的一种解读模型。该模型意味着驱动工业革命的六大类、诸多项因素之间是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工业文明的演化。
——摘编自余东华《工业革命的驱动因素——对人类工业文明演化的多维思考》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知识，围绕工业革命的开展，任选其中两项“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的驱动因素，自拟论题，进行简要阐释。(要求：主题鲜明，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材料一 伦敦居民死于天花的比例从1771—1780年的每年5‰以上，下降到1801—1810年的2‰，到1831—1835年，则下降到0．83‰。
——摘编自T．H．马歇尔《工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问题：争议现状评述》
材料二 由二等面粉制成的重8磅11盎司的面包，价格为1先令的时候，每个贫穷和勤劳的人为了他自己的生计，或由他本人或其家庭的劳动提供，或者从济贫税中补助，每周必须得到3先令的生活费；供养他的妻子及家庭每个其他成员需要1先令6便士。
……
以此类推，按面包价格涨落为依据来确定他们的生活费，（即是说），以1先令为基数，在1先令以上，面包每涨1便士，对每个穷人本人来说得3便士，对其家庭每个其他成员来说得1便士。
——摘编自济贫决议(1795年)
材料三 英国人口死亡率的变化
年份 | 1751—1760 | 1761— 1770 | 1771— 1780 | 1781— 1790 | 1791— 1800 | 1801— 1810 | 1811— 1820 | 1821— 1830 | 1831— 1840 |
死亡率（‰） | 30．3 | 30．0 | 31．1 | 28．6 | 26．9 | 23．9 | 21．1 | 22．6 | 23．4 |
——摘编自D．V．格拉斯《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和人口运动》
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解读材料三中的历史现象。（要求：明确指出历史现象，解读时要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材料一 公元前214年，秦军统一岭南后，设立桂林、象郡和南海三郡，郡设守、尉、监御史等分掌政务、军事和监察，县设令或长，管理各郡县。南海郡在三郡中地位最高，南海郡尉有相对独立和专断的权力。秦朝对岭南的统治，采取政治手段与“五岭之戍”的军事手段，推行屯垦戍边和移民戍边政策，移民中有商人、文人、谪官、流民，但最主要的还是屯戍军队。
——病院自赵炳林《秦朝对岭南的经略和开发》
材料二 明朝前湖，岭南的治理方式基本上因俗羁縻，消极求安。到明朝中后期，因岭南地区“蛮”猖，边患日深，朝廷开始转向积极抚治。⋯⋯西江流域（岭南地区）各府县加强了地方政治中心和基层组织建设。通过设立营堡、检司，改善交通状况，把王朝权力系统延伸到蛮区深处。内地的文化教育体系被全面地移植到西江流域（岭南地区），各地开始大规模建社学、修书院，利印书籍，并建立奖励制度。——摘饭自赵克生《经略西江：明朝对岭南的治理》
材料三 明嘉靖年间，广东水安县（今紫金县）“山谷中多良四、流民杂居”，迁入者多自江西、福建来，也有从潮州、惠州诸县迁来的。⋯⋯万历年间，博罗县有来自本省的客家人迁入，也有来自闽漳的流民。粤北地区的外地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和江西。以闽汀客家人为主的移民自宋末元初大量迁入以后，形成了广东梅县一带最早的客家人居住区；明代闵汀人和赣南人继续迁入梅县，赣南人遂融入客家人之中。
潮州、漳州、汀州、赣州四府本就人地关系紧张，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更是灾害频仍，无疑是雪上加霜，加速这四府农民的破产。农民农不藏体、食不果腹，也就不得不携家人逃亡寻找谋生的出路。
——摘编自曹树基《中国移民史》、钟晓君《移民的推力和拉力》
(1)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明朝治理岭南有何特点。(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朝与明朝中叶岭南移民方式的主要差异，并分析明朝中叶岭南移民的影响。
材料一 “新民”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康语》，“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大意是，周公告诉康叔，应帮助周王依天命保护和改造殷商的遗民，让他们去掉旧习成为“新民”。宋代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明德而后能新民……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强调通过革故鼎新、革旧更新而成为“新民”。“新民”思想广泛流布。
材料二
| 序号 | 人物及其思想主张 |
| ① | 1895年，严复认为治国之根本在于治“民”，理想中的“新民”在“血气体力”“聪明智虑”“德行仁义”三方面都应强大，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实现国家富强。 |
| ② | 1903年，郑观应在南宁创设“蒙养学堂”，发布《告示》说：“尝考泰西富强之国，皆学堂林立……盖学堂所以开民智，未有民智不开而能致富强者也。” |
| ③ | 1902—1906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提出，“新民”要有独立自主意识，“民之自由焉，自治焉，则群治必蒸蒸日上”；要有公德“利群”之品性，强调树立国家意识和群体观念，“知有公德……而新民出焉矣”；认为“天下无中立之事，不猛进斯倒退矣”，推崇进取和冒险精神。 |
| ④ | 1918—1919年，李大钊指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应“创造一种‘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认为“经济组织没有改变，精神的改造很难成功”；应“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认为向上的、进步的“新人”，应以社会主义“互助、牺牲”的精神来代替资本主义“竞争、自利”的观念。 |
——摘编自梁启超《新民说》、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
(1)阅读材料一并结合所学，说明中国古代“新民”的内涵。(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新民”到“新人”思想的变化。
材料 1948年6月23日，苏联宣布对西柏林对外水陆交通进行全面封锁，美英旋即对苏占区采取反封锁措施，建立起了通过联合空运应对苏联封锁的机制。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不久，从7月6日开始，美国、加拿大与英法等国在华盛顿就美欧集体安全防御体系展开正式谈判。但美国坚持该体系的运作必须“绝对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需要为中心”，这与西欧国家要求美国承担北大西洋安全责任之间相去甚远。由此，在对苏外交策略上，美国态度强硬，而英国政府则建议加强与苏联外交部的交涉，认为过分强硬的举动会冒单独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风险。由于苏联被认定为西方的威胁，美国将英国视为增强自身冷战优势地位的重要力量，最终，7月22日，美国确立了“以外交调处为主、空运对抗为辅”的对策。在危机爆发之初，美英就建立起了多重双边协调机制，当美英在对苏外交策略上出现分歧时，两国的协商机制发挥了消除分歧、巩固合作的作用，使美国最终说服英国按照自己的外交路线，完成了与苏联通过谈判解决危机的工作。
——摘编自杨捷《合作、分歧与协调：从第一次柏林危机看战后初期美英关系》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美英关系的特点及其成因。(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柏林危机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