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彻底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洗刷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这一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使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治理道路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既避免了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国家能力软弱涣散，也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国家政权逐渐变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毛泽东在中国开创的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摘编自江宇《国家治理的中国道路》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独特地位，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角度，简述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治理方面有哪些独创。
材料一 汉代实行以察举、征辟为主体的人才选拔制度。东汉中后期强调“文治”，高级官员往往也是儒学名家，拥有成百上千的“门生”某人一旦成为某位官员的下属，便终生为其“故吏”。一些家族有人长期担任朝廷重要官职，如弘农杨氏、汝南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成为影响人才选拔的重要因素。官员们互相请托，推荐亲属故旧，所推荐的人才“不复依其质干，准其才行，但虚造声誉。”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政，任人唯亲，以便控制朝廷与地方政治。世家大族干预人才选拔，一些地方的人才选拔甚至是被数个家族长期把持。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 科举之善，在能破朋党之私…前此选举，皆权在举之人，士有应举之才，而举不之及，夫固无如之何。既可（科举）…不能应试者，有司虽欲徇私举之而不得；苟能应试，终必有若干人可以获举也。此实选举之官徇私舞弊之限制。
——吕思勉《中国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说出东汉中后期的选官制度并概括人才选拔的弊端
（2）据材料二，并与材料一选官制度相比较，说明科举制的历史进步性
材料一：按番薯种出海外吕宋（今菲律宾）。明万历年间闽人陈振龙贸易其地，……目靓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得藤苗及栽种之法入中国。值闽中旱饥。振龙子经纶白于巡抚金学曾令试为种。时大有收获，可充谷食之半。自是硗确（坚硬不肥沃）之地遍行栽播。
——摘编自【清】陈世元《金薯传习录》
材料二：清代中期，百姓在福清、福州等地建立报功祠、“先薯亭”，以纪念陈振龙引进甘薯和金学曾推广种植之功绩。
——摘编自《福州市政府志》
（1）根据材料，说明甘薯在我国得到迅速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陈振龙引种推广甘薯的意义。
材料 宋廷对于在任官员的考核，被称之为“考课”或“课绩”，原则上是对于官员品德操守及才干绩效的综合评定。这种考核既是对官员业绩的检查与督励，也是朝廷多方获取信息的途径之一。在考课令文中，对于“德行”的考核被置于重要地位，“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构成为“四善”。在考核各级官吏时，基本实行“三等考第”之制来评价官员任内表现，以特行升黜。宋廷要求在申报课绩时填写非常具体的“实迹”、“实绩”，以便日后核对，地方官员要逐年申报任内业绩。宋代考课法实施中，“官给历纸，验考批书”。“历纸”即官员功过的明细登录单，“批书”即由负责部门核验填报的内容，是课绩定等的主要依据之一。课绩制度在其施行过程中，日渐发展起程式化的倾向。课绩定等通常是根据职务高低要冗等既定因素而非实际表现，对绝大多数官员书以固定的“常考”。能力、绩效互异，考第却无不同。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1）根据材料，概括宋朝考课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宋朝的考课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