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春秋后期，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民族大迁移大融合时期，在北起辽东，南达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里，华夏族（注：华夏之名在西周已经出现，是中原主体居民的总称）和一些少数民族通过长期战争，兼并和融合，迁移和交往，有了日益密切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交错混居通婚现象非常普遍，逐渐融合成一个稳固的民族共同体——华夏族。

——摘编自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

材料二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华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量政府官员、工人、学生、难民等纷纷赶往西南大后方。以重庆为例，人年抗战中，重庆人口由战前的47万，迅猛增加到战后的124万。工人是内迁人口中的重要群体。在1937年，重庆仅有工厂42个，工人8000余人。到1940年，重庆已形成了一支包括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织、化工等产业的工人大军，总人数近20万。“重庆主要商业市场，汇集于城区武库街、都邮街及新街口等街道的两旁。热闹情况，较上海南京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人口齐集重庆市区也给市政管理及市政建设带来诸多困难。

——摘编自唐润明《抗战时期重庆的人口变迁及影响》

材料一   庄园制是古代日本中世纪社会的重要经济基础。应仁之乱(1467年)后，大部分庄园趋向没落，名田进一步解体，与庄园体制不同的新的租佃关系开始出现。加上15世纪农民的反年贡斗争不断高涨，频繁的农民暴动如“土一揆”“国一揆”“一向一揆”和“德政一揆”等也成为加速庄园制解体的重要因素。土豪与富农成为这一时期“地下请”的主体，加之“守护”和“战国大名”的存在，使庄园制越来越有名无实。武装大名代官逐渐支配了农村，取代了原来的庄园机构。一般认为，镰仓末期至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恶党”应属于瓦解庄园制度或具有一定变革性质和作用的势力。这一时期，各庄园均普遍出现了村民百姓反对领主的力量。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性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表明庄园制从基础上遭到瓦解，并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摘编自王军《日本庄园公领制初探》

材料二   在西欧早期的封建体制下，以庄园制为主体的经济体制本能地抑制商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中世纪欧洲的庄园是自成一体、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大小土地贵族为了各自的利益逐渐结合起来，达成了一种被称为“封君封臣”制的契约。大地主作为封君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县赐给投奔自己的下级地主贵族，使之成为自己的封臣。作为报偿，封臣要为封君提供武装支持。这种“采邑”或恩赐地，起初是可以废除或以其他名义取消的，但不久就成为世袭的“封土”了。这些“封土”成了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它是西欧当时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

——摘编自田红贺淑俊《浅析日本与西欧封建庄园制产生的异同》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租界等在华势力开展的医疗卫生活动，引起了国人见贤思齐的仿效舆论，在舆论压力和疫病流行的情况下，清廷开始着手施行卫生新政。1902年，给事中吴鸿甲奏请设立医局，得到光绪帝的准允。1905年清政府设立巡警部卫生科，1908年设立了外城官医院，开创了官办平民医院的先河。清廷虽然移植了西方卫生职能，但许多举措仍然体现着施舍性质的社会救济的特点，并且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这种行为。

——摘编自修固慧《仿效与超越：中国近代卫生事业演进历程分析》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迅速做出决策，采取各种措施增进人民的健康。从1953年开始，全国省、地区、县各级卫生防疫站逐步建立。稍后，铁路系统、厂矿企业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1955年，国务院发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是卫生防疫工作的第一个法定性文件，从而使防疫工作有法可依。1958年，国家发动全民除“四害”运动，进一步整治了环境卫生，以预防疫病传播。

——摘编自《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的医疗卫生事业是如何发展的？》

材料一   清末文官选拔制度是在模仿西方文官选拔制度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以学堂选官制度为核心的体系和内容，早在科举未完全停废前，学堂选官制度已开始存在，即使科举立停后，捐纳、贡生。荫生等传统选官制度依然存在。清末学堂选官制度继承了传统科举制的亮点，那就是科举的“论才”功能与学堂教育功能合二为一。同时，清末学堂选官制度也在各方面对科举选官的困境做出了修正。1905年停止科举后，学堂选官虽在形式上与科举考试相同，即均以试法取士，并给予相应出身，而且清廷自身也承认学堂奖励出身与科举无异。但是，学堂选官注重学生的专业知识，注重经史以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更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摘编自刘为勇《清末文官制度变革研究》

材料一   英国文学作品在15世纪到17世纪的创作中，中国人物形象是正面的。1599年，理查德发表了《航海全书》，对中国的税收、政府机构、农业经济等进行了介绍，还对科举制度进行全面阐述研究。1657年，威廉·坦普尔创作《论英雄的美德》，重点介绍了孔子及其思想，将孔子的哲人形象在西方进行宣传，使孔子在西方成为大众人物。17世纪后，中国的茶叶和丝绸、瓷器等传入英国，英国兴起了中国风，英国的普通建筑也采用中国园林建筑的样式进行构建。到了18世纪，依然有格尔斯密的《世界公民》表述了对中国文明的赞扬，称赞中国有非常完善的道德和法律制度。

——摘编自王爽《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材料二   1795年，斯当东出版了《英使谒见乾隆记》。他以马嘎尔尼使团在华经历为“根据”，向欧洲展示了一个“几百年或上千年都没有进步”的“泥足巨人”的形象。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敲诈勒索他人钱财”，“他们禁闭妇女、残杀婴儿、残酷、胆怯、肮脏，对技术与科学一窍不通”。

1873年，沙俄政客巴枯宁首次提到“黄祸论”，他相信反基督势力必将从亚洲出现，宣称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开始在公开场合提出“黄祸”说法，认为“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在“黄祸”声中，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排华浪潮。

——整理自马建标《冷观近代西方“黄祸论”》

材料一   曹操在《收田租令》开篇即强调：“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他将税负是否均平的问题提升到了治国强兵的高度，因此，他明确规定赋税的承租者不仅是“编户齐民”，一般的豪强地主也要按照土地顷亩和户口分别缴纳田租户调。曹操还主张减轻关市之征，下令“除池御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十一”。在曹操统治下，很少出现汉代那样的今天“调马”，明天“调赋税钱”，后天又“调謙素”，无休止的烦杂，使百姓摆脱了杂税横生之苦。曹操还主张加强赋税的征收管理，规定除田租户调正额之外，“各地官吏不得擅兴发”；“国守相明检察之；遣使者循行郡国，有违理剖可暴虐者，举其罪。”

——摘编自杜林洪《论曹魏时期的财税治理及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二   唐朝至清朝赋役制度的基本演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