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自明中期以后，黄河、淮河流域水患频发。为此，明廷开始设立“总理河道”一职，全权负责黄淮事宜，各地文武官员均受其节制。明代河防所需费用主要是政府负担，也自地方民间摊派筹措，河工民夫多出自徭役，按地亩征发民夫。明代总河由朝廷直接委任，视其治河成效决定升迁去留。总河离任前，可以推荐一批熟悉河务、勤勉能干的官员，使之受到封赏或优先补缺升迁。最迟在明末就有了具体的河防失职官员处罚条例，崇祯年间的总河周鼎被流放，依据的就是“故决河条例”。
——摘编自《明清时期黄淮河防管理体系研究》等
材料二 1950年10月，《政务院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治理淮河的方针：“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为了统一治淮工程的领导，中央人民政府筹组治淮委员会，负责规划和领导淮河流域的水利工作。同年11月，第一期治淮工程正式开始。润河集分水闸是控制整个淮河干流洪水的关键，其所需要的钢铁闸门及机件，由上海140余家工厂制造并在一个半月内赶制完成。治淮工程遍及河南、皖北、苏北的48个县，来自全国各地参加建设的工程技术人员在1万人以上。这些工程在当年的抗洪排水中就发挥了一定作用。1951年11月，治淮第二期工程开工后，河南、安徽、江苏三地政府调集大量民工投入到淮河各处工地。治淮民工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运动，并在竞赛中改进施工方法和提高劳动效率。1952年7月，治淮工程基本完成。这些工程拦蓄的洪水灌溉了大量农田，使淮河流域连续获得丰收，淮河干支流的航运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物资交流。
——摘编自王瑞芳《从点到面：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淮河治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朝为构建黄淮河防管理体系而采取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成功治理淮河的有利因素与意义。
材料 月光社
1765年至1813年，一批知识分子、企业家定期在英格兰的伯明翰聚会，形成月光社。社团名称源自他们定期在月圆之夜举行会议的习惯。
1750年，博尔顿接管了家族企业的大部分管理工作。在1765年之前的近十年间，博尔顿、达尔文等人，形成了一个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拥有共同兴趣并相互合作的小组。
韦奇伍德，斯塔福德郡的陶器制造商，在设计特伦特和默西运河工程的过程中与达尔文相识。经达尔文介绍，韦奇伍德从博尔顿那里获得了在廉价运输方面的帮助。作为回报，韦奇伍德在他建立的陶器工厂中引进了博尔顿的动力机械装置。他们共同的兴趣转化成为友谊，韦奇伍德成为月光社的一位成员。
瓦特在1767年初伯明翰之行后成为月光社的成员。当时由于博尔顿外出，达尔文领着瓦特参观了索霍工厂。在瓦特加入月光社之前，博尔顿曾进行过蒸汽机实验。瓦特认为索霍工厂正是他所需要的理想地方。很快，博尔顿和瓦特公司成立。在1767年至1774年，瓦特成为月光社一个非常驻的成员，月光社的成员向他提供了许多建议和鼓励，而优柔寡断的瓦特需要的正是这些鼓励和建议。
——摘编自【英】斯科菲尔德《伯明翰的月光社》
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以“月光社·英格兰的种子”为题写一则历史短文。（要求：表述成文，叙述完整；立论正确，史论结合；逻辑严密，条理清晰）
材料
| 时期 | 内容 |
| 公元1500年前 | 除亚欧大陆及其非洲大陆的部分地区交往相对频繁外，其余地区整体上处于封闭状态。 |
| 15世纪末到19 世纪 | 西方国家主导了人类交往的进程，美洲、大洋洲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进入欧洲人的视野。西方人通过殖民主义，拓展了人类的活动空间。文明的交往广度、深度有所增加，部分文明也湮灭于人类发展的长河之中。 |
| 20世纪前半期 | 两次世界大战以战争的方式把全世界纳入统一的发展轨道上，使得人类的命运在世界范围内以联盟和敌对的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场战争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人类命运息息相关。 |
| 20世纪后半期 | 美苏为代表的不同政治制度的“文明”开启了竞争并存的模式，世界文明在动荡的进程中又有所突破，不同地域的文明比之前任何时期的联系都有所增强。 |
| 21世纪以来 | 一方面，世界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和平与发展的大势不可逆转；另一方面，世界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依然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 |
——摘编自程美东《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人类命运》
从材料中提取信息，结合世界近现代史知识拟定一个论题并加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论述时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摘编自王钢、钱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 安全战略》
根据“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粮食安全战略”的五个阶段变迁情况，就材料整体或其中任意一点拟定一个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论题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一 面对甲午战败惨痛的现实，康有为明确指出，国与国的竞争，实际上是民与民的竞争，强国是因为其国民关心国家，勇于担负国民的责任和义务，弱国则相反。在梁启超看来，现代“国民”是“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的国家主人，是以“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为思想基础，具有“爱国心”“社会公德”“权利思想”“义务思想”及“政治能力”的权利主体，有责任有义务关心国家前途，推动国家进步。严复认为，要像西方文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黜伪而崇真”与“屈私以为公”，而最根本的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精神。
——摘编自叶瑞昕《从臣民到国民：晚清救亡危局中的国民道德谱系建构》
材料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积极建构国民道德谱系。在北平、上海等地求学的商城籍青年学生在全国抗日热忱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各种抗日救亡团体。1938年6月，金山、王莹率领“抗演二队”20余人来到商城县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8年6月下旬，根据中共豫东南特委决定，由青年军团商城队组成中共商城县工作委员会。随着商城县抗日救亡运动的广泛开展，该县中共党组织也不断发展壮大。当地士绅顾敬之起初只允许具有“军方背景”的“青年军团商城队”进入其统治的辖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青年军团商城队”利用这种优势深入辖区，一方面向辖区民众进行抗日宣传，一方面做顾敬之的统战工作。顾敬之在这种形势下也表示赞成团结抗日。
——摘编自周斌陈杰《抗战初期多元主体参与的地方抗日救亡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救亡危局中的国民道德谱系建构的内容，并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时期国民道德谱系建构的特点。
材料一 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颁布“代人定姓族诏”，对鲜卑贵族如何确定尊卑和等级作了十分细致的规定，确定了鲜卑贵族定姓族的具体方案．，诏令明确规定，“其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皆太祖已降，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给予“勋臣八姓”特别优待。对认定为姓族的鲜卑贵族的铨选优待可荫及五服以内支亲。“凡此姓族之支亲，与其身有缌麻服已内，微有一二世官者，虽不全充美例，亦入姓族；五世已外，则各自计之，不蒙宗人之荫也。虽缌麻而三世官不至姓班，有族官则入族官，无族官则不入姓族之例也”。北魏王朝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特别是入主中原后，多次征召汉族士人，对才华出众者予以礼遇、重用，其中包括不少汉族高门大姓。
——摘编自彭丰文《国家治理视角下的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探究》
材料二 唐承隋制，政府完善科举制度，使得寒门子弟进入仕途致身高位的愿望不再遥不可及，武周革命取得成功，武则天称帝使得关陇集团势力遭受致命的打击，朝堂政治的重新洗牌，造成了政治上的真空，武则天为巩固其地位以及权臣私心作祟，姓氏录的修订完完全全的按照现任官品高低甄选士流，很多以军功升至高位以及通过其他途径进入唐中央政权得任高官的庶族寒人，骤然被列为士族行列，同时科举之路大开，一大批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心，贵族政治全而瓦解。
——摘编自田磊《科举制与唐前期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魏孝文帝门阀政策的特点，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门阀衰落的原因。
材料一 宋元时期，福建丝织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泉州，自唐代以来养蚕织丝成了当地风俗。泉州的绸缎曾作为中国皇帝送给印度国王的礼品。而海南在宋元时期所产沉香极为著名，甚至尤胜其他南海国家产品。北宋初年，市舶条例明令往来海南（甚至雷、化等州到海南）贸易的海船，以及福建出海贸易的船只必须到广州索“引”方可发船出航，“往复必使东诣广，不者没其货”。而南宋和元代也有相似条例几度出现。福建常赖广东“客米”从海上贩运接济，“唯广东船米，可利泉福”。而泉州、广州商船则“一色载金银匹布”往海南贸易香药，每船货值达一万余贯。海南与泉州通过广州交换货。
——摘编自许秀娟《宋元时期广东与海外的丝绸贸易》
材料二 宋代丝绸通过广州南海外传情况
| 国名或地名 | 今地 | 丝绸品名 |
| 占城 | 越南中南部 | 绢扇 |
| 真腊 | 柬埔寨 | 假锦、生丝 |
| 三佛齐 | 苏门答腊 | 锦绫、缬绢 |
| 单马令 | 马来西亚彭亨州腾贝林 | 绢伞、缬绢 |
| 凌牙斯加 | 北大年 | 缬绢 |
| 细兰国 | 斯里兰卡 | 丝帛 |
| 故临国 | 印度奎隆 | 缬绢 |
| 层拔国 | 桑给巴尔 | 假锦、红吉贝 |
| 阇婆 | 爪哇 | 五色绢、皂绫 |
| 渤泥 | 加里曼丹 | 假锦、建阳锦、五色绢、白绢 |
| 三屿 | 菲律宾 | 皂绫、缬绢 |
材料三 三佛齐、阁婆等国“务蚕织，有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真腊国不事蚕桑，“近年道人来居，却以蚕桑为业。桑种蚕种皆自暹中来……迢人却以丝自织皂绫衣着”。
——摘编自【宋】赵汝适《诸蕃志》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元时期海南、广州、福建三地之间贸易繁荣的表现，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2)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二、三中历史现象的联系。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大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的特点及对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构建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治理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1644年，满清贵族入主中原，建立了空前大一统的帝国。 其统治者不仅继承了传统“华夷一体”的理念，还提出了“中外一体”的思想，即内地与边疆为一整体，并以积极的态度治理边疆各民族，使其起到“屏藩”“拱卫”作用。清朝在中央设立理藩院，并不断修订补充《理藩院则例》《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法规并通令实施。在地方则依据“修其教不易其俗，齐世政不易其宜”的方针，实施了如驻藏大臣、军府盟旗、土司等制度，对于少数民族上层施以封爵、给俸、年班朝觐、联姻等安抚政策。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1956年，中央决定在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开展全国少数民族语言和社会历史调查工作。 周恩来对调查作出指示，汉族与少数民族是兄弟关系，都是社会主义的无产者。 调查报告中记录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喜悦之情，如“国民党把我们男人当做牛，把女人当做猴子，共产党来了，我们都变成了人”，各族人民心目中的国家变成了满含情感的、形象生动的国家。任务完成后，调查组还编写了《中国少数民族简史》等丛书。
——据王璐《民族志视野中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研究》
材料三 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报告还提出要积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定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切实在边疆民族地区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摘编自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依据材料一，概括清朝边疆治理呈现的特点。
(2)根据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国家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背景和意义。
(3)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谈谈对“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认识。
材料一
图1 战国形势图 图2 秦朝形势图
(1)指出图1、图2长城空间分布发生的主要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其原因。
材料二 长城原是古代中国农牧业的分界线，康熙中后期，随着内地土地紧张，塞外遂成为北方各省百姓的重要去处。热河以北，清初并无汉人，到乾隆49年，汉民增加到55万人，到道光五年，增到88万，长城沿边已经形成蒙汉杂处的半农半牧区，甚至出现了“开垦地亩较多，牧场较少”的新格局。为了加强对蒙古地区汉族移民的管理，清廷在汉民聚居地建立厅县等行政机构。和以往游牧风气影响中原不同，清代，农耕文化处于积极进取地位，随着“内地民人渐集，汉文风气一开”， 是时，蒙人“起用汉名”“学习汉字文艺”已蔚然成风，“蒙古游牧为生，初多肉食，近以汉民北耕，亦甘食五谷”。蒙古与内地逐渐出现了意义深远的一体化趋势。
——摘编自刘凤云等《论清代中国北部的农耕文化及游牧文化》
(2)根据材料二，指出清前中期长城沿边地区农牧业生产格局的变化，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影响。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国内著名报刊《良友》写道：“在现代物质竞争中，西方每占优势。……虽然中国建造长城时，美洲还没被发现，可惜今日长城老而无用了。”30年代初长城抗战爆发后，在各大新闻媒体的报道下长城被赋予了新的“身体”，出现了人的长城，铁血的长城等观念。1935年田汉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道：“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意在重新唤起民众对于长城抗战的记忆。长城由此升华为一座更具精神意味的、新的长城。
——摘编自吴雪杉《长城：一部抗战时期的视觉文化史》
(3)根据材料三，概括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人对长城态度的变化，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