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光绪十八年（1892年），川东兵备道黎庶昌创办“洋务学堂”，“考选学生正副额各二十人”入学，“其课程外国文外，增设科学，而以英语、数学为主科。……从1901年到辛亥革命前，重庆已建有小学堂24所。这些小学堂分为官立和私立两类，以官立居多。官立小学主要有后列几所。巴县高等小学堂，知县霍勒炜于1903年改渝郡书院而成，设于在来龙巷的书院原址。长寿知县唐我圻于1904年倡建了林庄高等小学堂（初名林庄学堂）。1905年，江津知县龚承云改聚奎书院，倡办了聚奎两等小学堂。私立小学堂主要有巴县人许荣龙、曾纪瑞于1901年捐资创办于道冠井的开智小学堂；1907年由重庆回民创设于清真西寺的私立西寺公小学堂。
材料二 “七七事变”后仅一年间，战前的108所高校就有91所不同程度地遭到日寇的轰炸破坏，其中被全毁的有10所。于是幸存的高校陆续向内地迁移，到1944年，迁入重庆地区的高校共计31所，大约是内迁高校的1/2。这31所高校中，计有大学9所、大学研究所1所、独立学院10所，居于全国之冠。当时大后方著名的“文化四坝”即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成都华西坝中，前三坝皆位于重庆。
——摘编自周勇主编《重庆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重庆近代新式学堂兴起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分析抗战时期高校内迁重庆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两汉时期，汉承秦制，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置边郡。前135年一前109年，西汉中央政府在今西南边疆共设置了犍为、益州等9个边郡，将西南边疆纳入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系统。在边郡辖区，既设置太守、边郡都尉等流官，又设置侯王、将相等土官。边郡太守多由将军兼任，有的是由皇帝下诏征来，他们代表中央政府屯兵驻守于边疆民族地区，在防止边疆民族地区民族事变发生的同时还对边郡辖区采取一些“用夏变夷”的经济文化措施。边郡太守缴纳境内的田赋和口赋等赋税，可减可免：同时要求蛮夷君长解纳土贡，形成了边郡“以其故俗治，无赋税”的局面。
——摘编自《土司制度及西南边疆治理研究》
材料二 共和国中后期，随着对外征服的展开，罗马不断增设行省。总督是罗马派驻治理行省的最高官员，他们拥有独断专行的军事治权，其施政方针几乎等同于行省治理。随着’奢靡风气以及政治竞争、经济成本上涨等因素，总督往往罔顾行省利益与法律规定而滥用权力，盘剥行省。由于不具罗马公民身份，行省人在罗马法中找不到能够维护自身利益的条款。尽管他们可以派遣使团向元老院申诉，但总督本人就是元老院一员。总督的职务设计因袭传统的城邦公职制度，治理机构过于简单，缺乏制衡与监督机制，行省税收体系混乱不堪，为行省官员滥用权力敛财提供了制度上的漏洞与可能。行省远在海外，共和制下的其他常规机构也难以发挥实质性监督作用。
——摘编自刘小青《罗马共和国后期行省治理的弊端及其规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汉边郡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两汉边郡制度相比，罗马行省制度的不同之处，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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